筆者曾在《世紀》雜志2001年第3期的《巡捕闖入“一大”會場新說》（以下簡作《新說》）中指出，根據上海公共租界《警務日報》的記載，中共“一大”召開前后，公共租界警方正在嚴密監視著位于貝勒路樹德里104號的全國各界聯合會，那正是一大會場貝勒路樹德里106號李書城寓所的隔壁；這個全國各界聯合會與李書城有一定的政治關系，總部設在那里，可能與李有關；由于陳潭秋1936年撰寫的《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回憶》明確記述，闖入“一大”會場的密探程子卿就是聲稱要找“各界聯合會的王會長”，因而，密探可能就是在向全國各界聯合會送達法租界有關開會前48小時必須報告警方的通知時，走錯了門，或者碰巧發現了隔壁的“一大”會場。早在7月25日前，法租界警方就仿效公共租界一年前的做法，下達了這道會議禁令。

近年來新發現的史料、尤其是Gale集團旗下產品“珍稀原始典藏檔案”（Archives Unbound）數據庫收錄的《公共租界警務檔案》（Policing the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1894—1945）進一步證明，當年《新說》中的多項推測完全可以成立（本文使用的《警務日報》和《公共租界警務檔案》，大多發表在2022年9月出版的《中共創建史研究》第六輯上）。

圖|1921年10月25日上海法租界巡捕房轉給公共租界巡捕房的法文報告首頁

闖入者送社團禁令時偶然發現一大會場

闖入者程子卿在向全國各界聯合會送社團開會禁令的時候偶然發現了一大會場，是一個再也無須置疑的事實。

《百年潮》2002年第2期公布的成文于1930年左右的《張國燾關于中共成立前后情況的講稿》（作者為：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K.B.舍維廖夫教授），其中即明確指出了那個闖入中共一大會場的密探是奔著全國各界聯合會而去的。原文是：“當時會場是漢俊住所，到會者并有俄國同志兩人。因為寓所隔壁是各界聯合會，在開會時有人來問，我以主席資格主張散會。”從證據的角度看，與會的十二名正式代表中，最早撰寫書面回憶的陳潭秋、張國燾兩人，不約而同地給出了闖入者提到了會場隔壁的“（全國）各界聯合會”這個細節，完全可以證明這是一個確鑿的事實。即便多年后的回憶往往會有失誤，甚至嚴重的失誤，但倘說兩個人的失誤竟然相同，卻無論如何是匪夷所思的。

全國各界聯合會曾設于李書城寓所

圖|李書城（1882-1965）

全國各界聯合會確曾設在后來成為一大會場的李書城寓所，7月2日后才遷入隔壁的樹德里104號。

1921年7月2日的《警務日報》附件明確指出，全國各界聯合會自1919年10月成立后，至少搬遷過三次總部，1920年5月6日被法租界巡捕房查封時，是在愷自爾路永樂里15/16號；1921年7月2日，是在貝勒路樹德里106/108號——這是兩棟房子打通的李書城寓所的合理寫法。當然，孤證不立，僅憑這樣一份情報，就作事實認定，未免有點輕率；因而，當年《新說》的表述尚是推測性的，即全國各界聯合會“可能臨時借用過李書城寓所”。但是，《公共租界警務檔案》中的兩份檔案和《申報》的報道，已經完全可以證明《警務日報》這份情報的準確性。

一份日期為1921年10月25日的法租界巡捕房轉給公共租界巡捕房的法文報告指出，他們曾三次查封過全國各界聯合會，第二次是1920年5月6日，第三次是1921年7月2日，而且“通信、檔案和文件表明，該聯合會總部最初在樹德里3號，然后在隔壁的望志路104號”。這與公共租界《警務日報》的記載完全一致。報告中的樹德里3號，是法租界巡捕房對李書城寓所即樹德里106號的習慣寫法。至于為什么要這樣書寫，即把與樹德里104號或望志路104號一墻之隔的李書城寓所樹德里106號寫成樹德里3號，就只能推測了。筆者懷疑與李家系106號與108號打通的這一特殊結構有關。但法捕房報告中的樹德里3號即望志路或樹德里106號是不會有錯的。因為這份報告的主要內容，正是講述三天前即10月22日下午對正在樹德里3號開會的全國各界聯合會的一次突襲，而另一份公共租界中央捕房對10月22日這次襲擊的報告，則是按自己的習慣，寫成襲擊了樹德里104-106號。這里的104-106號，當是指這次襲擊包括了104號（詳下）。由此可見，李書城寓所，在公共租界文件中是被寫作樹德里106/108號或106號的，在法捕房報告中則被寫作樹德里3號。當年10月27日的《申報》也報道了這次襲擊，可能是引用了法租界的消息來源，也作“貝勒路樹德里3號”。

顯而易見的結論是：全國各界聯合會在1921年7月2日第三次遭查封之前，總部就是在公共租界警方筆下的樹德里106號、法租界警方筆下的樹德里3號李書城寓所。這次查封之后，該會才搬入了隔壁的104號。

有跡象表明，全國各界聯合會可能很早就使用了李書城寓所。該會骨干成員、福建學生領袖毛一豐在1920年12月29日的《申報》上發布過一則告示，邀請關心福建學生運動的社會人士“于二十九日下午駕臨法界貝勒路樹德里百零六號賜教。”這“百零六號”當然就是106號。1921年4月18日的《申報》亦稱，“陜西旅滬學生于昨日下午二時在貝勒路樹德里三號事務所開特別會議，討論關于陜西戰事問題”。這里的“事務所”何指，不大清楚。但對各地政治事務發表意見，正是全國各界聯合會的主要活動。顯然，這時的李書城寓所，至少已經成為全國各界聯合會公開的活動地點。

李書城與全國各界聯合會

確實存在著密切的政治關系

《新說》主要根據《警務日報》有關黃興夫人資助了全國各界聯合會的情報，以及該會當時的政治傾向，認為李書城與該會存在在一定的政治關系。新發現的文獻進一步表明，兩者之間的關系可能更為密切。

1921年10月22日下午，法租界巡捕房突襲了正在樹德里3號開會的全國各界聯合會，當場堵住包括黃興夫人在內的11名開會者，并以未經法租界巡捕房許可舉行會議，即違反了所有社團必須在開會前48小時報告警方的命令，逮捕該會張志鵬、孫鏡亞、汪劍農三名書記。其中那位汪劍農，正是此次開會事件的關鍵角色。據10月24日和27日的《申報》報道，被捕者最初講述的故事是：從外地來滬的全國各界聯合會職員張志鵬擬于22日召開會議，下午二點到了十余人，該會職員孫鏡亞以未經巡捕房許可，不同意提供會場，眾人便去汪劍農所在的“湖北改造同志會歇息，因人數太少，并改為談話”；結果巡捕前來襲擊，一并搜查了全國各界聯合會和改造湖北同志會，取走所有“文件信札旗幟招牌等物”，并留下了所有與會者的住址。汪劍農的住址，就赫然是“貝勒路樹德里3號”——他是參加全國各界聯合會的改造湖北同志會成員，就住在李家。在庭審時，他的律師又稱，汪當時拒絕張志鵬借用會場，而兩人爭執時，巡捕到場了。毋庸贅言，所謂的孫鏡亞拒絕提供會場，張志鵬與汪劍農爭執云云，都是典型的狡辯抵賴，不能當真的。法租界警方的報告寫得很清楚，巡捕到場時，黃興夫人正在發言呢。會審公堂毫不客氣，最后判決張志鵬、孫鏡亞、汪劍農各罰款十元——相當于那時一個普通工人的月工資。

由此來看，中共一大之后，全國各界聯合會正式會址仍在樹德里104號，法租界警方寫作“望志路104號”，這次開會占用的隔壁樹德里3號，其實是改造湖北同志會會址。這是一個與李書城有直接關系的政治團體。據熟悉當時情況的喻育之回憶，“改造湖北同志會”系當時在上海的湖北國民黨人發起，參加者有居正、何成浚、田桐、蔣作賓、鄧玉麟等。（喻育之：《憶何成浚》，載《中華文史資料文庫》第10卷）李書城是湖北國民黨元老，當時與何成浚、蔣作賓等關系密切，雖然不知道他是否屬于改造湖北同志會的正式成員，但同意將該會設在自己家、并讓該會參加全國各界聯合會活動的重要人物汪劍農住宿，其關系之深厚，不言而喻。至于這位汪劍農的身份，現在還不大清楚。從1925年1月19日《申報》的報道看，那時率領建國川軍活動于湘西的熊克武，麾下有一位擔任湖北建國軍第一步兵旅旅長的汪劍農，或即此人。如是，他應該是有一定資歷的湖北舊軍人，否則當不了少將級別的旅長。另外，胡鄂公1921年在北京建立的“今日派共產黨”中，也有一位汪劍農。此人后來與胡鄂公一起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但在1923年就因涉嫌參與曹錕賄選，與胡鄂公一起被中央停止了組織生活。（《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卷第184頁）

不妨順便一提，許多談到一大召開的論著，都稱李書城夫婦當時在外地度假。但李書城夫人薛文淑1987年10月提供的一份回憶明確否認了這一點。她專門強調，李當時去了湖南請兵打王占元，她則留在家里。（薛文淑：《我對漢俊的回憶》，載《湖北文史資料選輯》第29輯）她的這個說法完全可以得到歷史文獻的確證。1921年7月31日《申報》即稱：“鄂籍各要人李書城、吳醒漢、蔣作賓、孔庚等……已召集旅湘鄂人屢開會議”，22日在長沙舉行的大會，“孔庚、李書城等相繼演說，歷數王占元禍鄂罪狀及鄂人所受痛苦”。其實，李書城在1921年夏與蔣作賓、孔庚等共同鼓動湖南趙恒惕出兵驅逐王占元，還是他政治履歷中的重要一頁。趙最后發兵援鄂，先鋒部隊就是此前由李書城、何成浚收編安置的鄂軍夏斗寅部。這場援鄂戰爭，也是當年具有全國性影響的重大事件。

從薛文淑的這份回憶中還可以知道，李書城家當時住人頗多。除了他們夫婦和李漢俊外，還有李書城的一個兒子和娘姨、一名廚師和一名警衛。看來李是不忌諱多人居住的。由于他占有106號和108號兩棟房子，再騰出一二間余屋，先讓黃興夫人積極參與的全國各界聯合會使用，再讓同氣相求的改造湖北同志會使用，并供有舊誼的汪劍農居住，也都是非常順理成章的事情。

圖|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用雕塑再現了一大召開時的場面

租界當局為何緊盯全國各界聯合會

可以進一步指出的是，新發現的檔案文獻還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一個重要問題，即租界當局為什么會對全國各界聯合會盯得這么緊。

從《新說》的引證和本文涉及的新資料來看，當時的兩個租界警方都對這個全國各界聯合會異常重視，甚至有如臨大敵之狀。不僅法租界曾三次查封該會，1921年10月22日又突襲了該會的一次尋常會議，對法租界毫無管轄權的公共租界警方也對這個組織長期密切監視，且《警務日報》不斷登載有關該會的情報。須知，《警務日報》是工部局警方每天向工部局決策機構提供的情報匯總，倘非當局認定的重要事項，不會占用其珍貴篇幅的。然而，全國各界聯合會雖然有“全國”的名頭，曾得到過孫中山的支持，實際政治能量卻相當有限；它的主要活動分子多數是五四運動期間崛起的各地學生領袖，而且活動僅限于發聲——發表文稿、宣言、通電之類。沒有證據表明，這個團體曾產生過很大的政治影響，掀起過真正的政治浪潮。其早期人物中尚有日后大名鼎鼎的劉清揚、施洋，而進入1921年以后，其主要活動分子的姓名都很難在《申報》中檢索到蹤跡了。嚴格說來，它只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曇花一現、有點虛張聲勢的團體。因而，筆者曾長期對公共租界警方不怕跨界行動的麻煩，堅持對它的不間斷監視關注，感到困惑不解。

現在看來，這個全國各界聯合會是有值得租界當局提防的原因的。

首先，這個團體相當注意對外國開展宣傳，即一再以全中國社團代表的名義向國外發出聲音。看看下面10月22日被警方起獲的這些英文文件名稱就可以略知一二了：

全國各界聯合會對各友邦宣言，1919年12月1日

全國各界聯合會“致英國下議院主席信”，1919年12月18日，地址：愷自爾路永樂里15號

全國各界聯合會“致英國上議院主席信”，1920年1月16日

全國各界聯合會“致俄羅斯駐北京使團俄羅斯公使函”，1920年3月2日，地址：愷自爾路永樂里15號

全國各界聯合會“致俄國人民和蘇維埃政府信”，1920年4月24日，地址：愷自爾路永樂里15號

全國各界聯合會“致英國首相、外交大臣、國會、《泰晤士報》和各報等函”，1921年5月24日

其次，它在捍衛中國主權和民族尊嚴方面的立場鮮明。《公共租界警務檔案》中編號為I.O.4060的卷宗是公共租界中央捕房1921年8月28日的一份報告，題目為“鼓吹廢除治外法權的傳單”。報告稱，從樹德里104號的全國各界聯合會獲得一份傳單，并附上了傳單譯文。這是一份致全國各省區議會、商會、教育會及各公共團體的抨擊治外法權和上海租界制度的通電稿，署名為“收回租界法權請愿團”成員李齊民、蔣作新等十人，并鈐有“為國爭權”的印章。這份檄文言詞之尖銳和激烈，確實超乎想象。如稱：“治外法權辱我主權，侮我國家。平等國家之間，本不應有治外法權，予以廢止，自屬合理”；“上海租界違背條約。（會審）公廨既設，虐我華人；吾等華民，如亡國之奴，喪家之犬，屈服于異種之淫威，任其草菅人命，搜刮錢財，淪喪習俗，藐視人倫，禁錮自由，損害名譽”“禁止華人律師出庭，禁止非議公廨，禁止報刊公布賬目。華商對租界政府，不得發聲，正義泯滅；華人被告，無從聲辯”“不惟如此，捐稅橫暴，年年增長”“關押無辜乞丐，不予飯食”“偵探巡捕，如虎似狼，密探通事，形同畜類”……中央捕房報告說，他們將此件轉送給了法租界警方，顯然有敦促對方采取行動之意。但法租界警方的答復是：他們已經獲得了這份傳單，但據信來自北京，他們無法對本地的全國各界聯合會采取行動。可以說，不管這份傳單來自何處，僅其中徹底否定治外法權的主張，就足以讓租界當局暴跳如雷了，何況，語言還如此潑辣。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各種批判否定資本主義的學說在西方風起云涌，強調大小國家平等的國際政治理想主義理念成為一股浩浩蕩蕩的時代潮流，同時，強勁的現代民族主義思潮正在中國崛起，上海租界制度以明顯違背這些思想潮流的治外法權和不平等條約為護符，頑固的殖民主義分子自然日益惶恐不安。按照租界政治的規則，維護受列強武力保護的治外法權和包括會審公堂在內的租界制度，是租界警方不言而喻的最神圣職責。全國各界聯合會擅長對外宣傳，且明顯敵視治外法權和租界制度，顯然有援引外國輿論力量支持中國民族主義、動搖租界制度根基的嫌疑，也就是說，它恰好觸碰到了租界大班們那根最脆弱的神經。我以為，應該就是全國各界聯合會的這個特點，使它成了租界當局非常厭惡和警惕的眼中釘肉中刺，盡管事實上，它的主要關注點始終是中國內政。至于新興的共產主義運動，雖然更讓租界當局惶恐，但他們無能的政治情報系統，此時還只知道望風捕影地緊盯來自蘇維埃俄國的幾乎每一個俄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