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1899—1935年）是中國共產黨早期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卓越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理論家和宣傳家，中國革命文學事業的重要奠基者之一。他在黨的宣傳工作方面的理論與實踐探索，為開辟中國革命道路、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黨的理論創新作出了突出貢獻。

理論探索

1920—1922年，瞿秋白以《晨報》特派記者身份派駐蘇俄工作，并對蘇俄的社會經濟、文化教育、人民生活等多個方面進行了深入考察，深度接觸了黨政干部、知識分子、舊社會貴族和普通勞動者等不同階層人士，真切地感受到布爾什維克黨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給這個國家帶來的根本性變革。在這期間瞿秋白還系統研讀了馬列著作，逐步確立了共產主義信仰，并于1922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28—1930年，瞿秋白第二次前往蘇聯工作。在莫斯科參加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隨后，參加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前后兩次旅蘇經歷讓他學習掌握到一些社會主義宣傳工作的重要方法經驗，隨后將其運用到國內革命實踐中，并進行了相應的理論探索。

1925年1月，瞿秋白擔任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政治決議案草案審查小組組長。會上，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中央局委員、中央宣傳部委員。1927年，瞿秋白在黨的五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隨后擔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并于八七會議之后開始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在瞿秋白的領導和推動下，這一時期黨的宣傳工作得到高度重視和強化。1928年，黨的六大通過了《宣傳工作的目前任務》，強調黨的宣傳工作要“增加對于擴大群眾工作的注意”，兩個具體任務是“增高一切黨員的政治知識”“增高黨在廣大工農群眾中工作和宣傳員的理論上的認識”。同年10月，黨中央向各級黨部發出《中央通告第四號——關于宣傳鼓動工作》，明確要求全黨上下“建立經常的宣傳鼓動工作，建立并強健各級黨部的宣傳機關”。為進一步規范和加強黨的宣傳工作，黨的六屆二中全會通過了《宣傳工作決議案》，其中不僅提出了“加強宣傳工作的具體化群眾化”等一系列宣傳工作的方針、政策，還指明了宣傳工作的各項任務，如加緊翻譯出版馬列著作，開展理論斗爭，組織社會科學和文學戲劇團體，通過掃盲識字、編印發行畫報畫冊及通俗小冊子的方式向群眾開展理論宣傳和政治鼓動，等等。

瞿秋白是黨內編寫和譯介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先行者之一，始終戰斗在黨的思想理論和宣傳戰線上。他先后編寫和譯介多部有關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著作，為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建設做了大量開拓性、奠基性的工作，與此同時，他對黨的宣傳工作也進行了大量理論上的探索。

明確提出革命斗爭中的文化領導權問題。1932年，瞿秋白在《歐化文藝》一文中指出，無產階級文藝運動的中心問題，是“爭取文藝革命的領導權的具體任務”，無產階級應當開始有系統的斗爭，去開辟文藝大眾化的道路。只有這種斗爭能夠保證無產階級在文藝戰線上的領導權，也只有無產階級的領導權能夠保證新的文藝革命的勝利。

強調文藝革命的大眾化。瞿秋白在《鬼門關以外的戰爭》《學閥萬歲》等論文和雜文作品中，頌揚了無產階級文學即普洛文學，指出其任務是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瞿秋白認定普洛大眾的無產階級文學才是中國文學的唯一出路。在《大眾文藝和反對帝國主義的斗爭》《普洛大眾文藝的現實問題》等文章中，瞿秋白號召“革命文藝向著大眾去”。他提出“普洛大眾文藝的斗爭任務，是要在思想上武裝群眾，意識上無產階級化”，“普洛大眾文藝應當在思想上意識上情緒上一般文化問題上，去武裝無產階級和勞動民眾”。

用文藝來幫助革命。瞿秋白在《文藝的自由和文學家的不自由》一文中，強調無產階級“要用文藝來幫助革命，這是要用文藝來做改造群眾的宇宙觀和人生觀的武器”。他認為，只有通過大眾化的普及，文藝才能突破“曲高和寡”的門檻，真正為廣大人民所欣賞。通過群眾懂得的文藝方式去宣傳黨的性質、路線和主張，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才能教育和發動群眾積極地支持革命、踴躍參加革命隊伍，黨才能獲得更加廣泛的群眾基礎。

宣傳實踐

“革命的理論永不能和革命的實踐相離”，瞿秋白在他的論文集自序中這樣寫道。他認為，“革命的理論必須和革命實踐相密切聯系起來，否則理論便為空談”。瞿秋白非常重視革命實踐活動，在黨的宣傳工作中也是如此。五四運動后，瞿秋白參與創辦了《新社會》《人道》等革命刊物。1923年，擔任《新青年》季刊和《前鋒》的主編，參與《向導》的編輯工作。1925年，參與創辦《熱血日報》等。1927年10月，中共中央組建了由瞿秋白領導的中央機關報《布爾塞維克》5人編輯委員會。除此之外，他還先后領導和推動創辦《中央通訊》《紅旗》《黨的生活》《實話》《黨的建設》等黨報黨刊。這些黨的宣傳載體在宣傳文化戰線上高舉革命的旗幟，闡明黨的性質和任務，傳播革命的聲音；揭露國民黨反動派叛變革命、鎮壓人民的種種罪惡，為廣大革命群眾指出了斗爭的方向。

瞿秋白積極投身文藝創作，通過文藝作品進行革命的思想動員。他的《江南第一燕》《一種云》《暴風雨之前》等詩歌和雜文作品中飽含著對崇高革命理想的憧憬，對民族獨立與人民解放事業的期望，以及對共產主義必定勝利的堅定信念。為了鼓舞廣大黨員和革命群眾的革命精神和斗爭熱情，瞿秋白創作了反映無產階級斗爭精神的《赤潮曲》《群眾歌》等歌曲作品，曾在革命斗爭實踐中廣為傳唱。而他翻譯的《國際歌》歌詞也成為一代經典，激勵著無數共產黨人、無產階級革命者的理想信念與精神斗志。

瞿秋白不僅具有深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功底，而且具備高超的文藝修養和優秀的俄文譯述能力，他系統譯介了大量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和外國文學作品，還曾就五四新文學、文藝大眾化等問題與“新月派”“自由人”“第三種人”等派別開展了一系列論爭和論戰。一次次的思想交鋒也使瞿秋白對黨的宣傳工作的理論研究更加深入，他不斷地總結經驗、提高指導宣傳工作的水平。1931年9月，在黨的六屆四中全會之后，瞿秋白與茅盾、馮雪峰等建立起密切的聯系。在上海，瞿秋白同魯迅一起指導反對國民黨反動派文化“圍剿”的斗爭，推動左翼文化運動的發展。在瞿秋白的指導下，“左聯”有計劃地占領各種宣傳陣地，擴大了革命文藝的影響力，也由此誕生了一大批傳播至今的、承載著革命理想和民族精神的優秀電影音樂文藝作品，例如，電影《風云兒女》和主題曲《義勇軍進行曲》等。

1934年初，瞿秋白到中央蘇區工作，擔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人民委員會教育人民委員、紅色中華報社社長兼主編等職。瞿秋白對蘇區教育和文藝工作嘔心瀝血、悉心指導。他主編的《紅色中華》，大力宣傳紅軍戰績和擴大紅軍運動，報道群眾踴躍參軍和節約糧食經費支援紅軍的模范事跡等，有力支持和配合了反“圍剿”斗爭。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長征后，瞿秋白留在蘇區堅持斗爭，任中共蘇區中央分局宣傳部部長。1935年2月24日，他在福建長汀被俘，于6月18日從容就義。

瞿秋白在短暫而輝煌的一生中，為黨的宣傳工作和無產階級文化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他長期負責黨的宣傳工作，服務大局、恪盡職守，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極大地豐富了馬克思主義關于黨的宣傳、思想、意識形態工作學說，成為我黨宣傳工作的重要先驅。他的革命業績、精神和思想至今熠熠生輝，激勵我們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