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家精神是納入第一批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的偉大精神之一，其科學內涵包括胸懷祖國、服務人民的愛國精神，勇攀高峰、敢為人先的創新精神，追求真理、嚴謹治學的求實精神，淡泊名利、潛心研究的奉獻精神，集智攻關、團結協作的協同精神，甘為人梯、獎掖后學的育人精神。

1911年12月11日，錢學森出生于上海。12月11日是錢學森誕辰112周年的日子。我們通過回顧這位“兩彈一星”元勛、中國航天事業奠基人與他人的書信往來，可以從那些工整規范、極少涂改的字里行間，了解他“茍利國家、不求富貴”的家國情懷，感受他嚴謹、謙遜、熱忱、睿智的人格魅力以及蘊含的博見與胸懷的科學家精神。

胸懷祖國 服務人民

五年歸國路，十年兩彈成。從1950年6月16日提出回國到1955年9月17日正式啟程，在長達5年的“軟禁”調查中，錢學森與美國當局斗智斗勇，展現出“忠于中國人民”的愛國情懷。1955年6月15日，錢學森致信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全國人大副委員長陳叔通先生，表達了“無一日、一時、一刻不思歸國參加偉大的建設高潮”的迫切心情，從而掀開他隨后半個多世紀投身祖國建設的“序幕”。

郭永懷是錢學森好友，著名力學家、應用數學家、空氣動力學家，為發展中國核彈與導彈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在與郭永懷的通信中，錢學森為祖國科學事業快速發展求賢若渴的心情溢于言表。在得知郭永懷“歸期在即”的消息后，錢學森于1956年2月2日去信說“聽了令人開心”，并催促“快來、快來”，叮囑“多帶書”“多帶幾個人來”；在同年9月11日致郭永懷的歡迎信中，錢學森告訴郭永懷，自己在中國“每一天被美好的前景所鼓舞”“足踏祖國土地的頭一天，也就是快樂生活的頭一天”的心情，字里行間洋溢著強烈的愛國情懷。

1966年10月27日，聶榮臻（前排中）和錢學森（前排右）在兩彈結合發射現場

聶榮臻元帥十分信任錢學森，在核彈研制、調試和發射過程中，他定下“技術上的事由錢學森決定”的規矩。1989年，年近八旬的錢學森仍然心系國防事業，在12月25日祝賀聶榮臻元帥90大壽的書信中，表示“還要想想國家大事”，并提出國防科學技術和工業要“引入新的信息技術、計算機輔助管理技術和人機相結合的人工智能和‘專家系統’”的建議，預言這將是“21世紀中國在社會主義建設中走第三步時必須采用的”的措施和步驟。

勇攀高峰 敢為人先

錢學森是一位具有遠見卓識、勇立科學“潮頭”的戰略科學家，他在三四十年前的很多建議成為了今天的實踐。

在1984年12月13日致上海工業大學老師的書信中，他提出要“走人工智能去搞思維科學的路”，認為“智能系統的建立及運用就如人開始有了語言文字”，指出智能機是“尖端技術影響國家的大事”，要“人機相結合”，“逐步讓機器多做一點”。

錢學森致信汪成為探討“靈境技術”

另外，錢學森在多封書信中與科學家們探討“超弦理論”，提出了獨到的看法和見解。他創造性提出“渺觀”概念，認為“渺觀”決定性運動的混沌是量子力學“不確定性”的根源，“超弦”解決了“多少年來粒子反映可以產出它本來不包含的東西”之謎，認為“超弦理論家膽子還不夠大”，希望新一代理論物理家“要有更高的胸懷”。20世紀90年代，錢學森在與戴汝為、汪成為等科學家的多封書信中探討的“靈境技術”，就與當下提出的“元宇宙”概念相耦合。現在看來，“超弦理論”、人工智能和“靈境技術”成為當下構建元宇宙的基礎。

錢學森致信戴汝為、汪成為等科學家探討“靈境技術”

錢學森不僅在自然科學領域，而且在交叉科學，即構建系統學、控制論、復雜巨系統理論和現代科學技術體系以及馬克思主義哲學等方面傾注心血、卓有建樹，對科學技術與文學藝術的關系，也有很多創見。談到科技與文藝相結合的問題，他在1994年7月26日給錢學敏的書信中指出，在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工程技術專業的高校課程中，“不見文藝課的蹤影”以及在藝術院校“沒有科學技術課”的現象，“要改”。

追求真理 嚴謹治學

錢學森博覽報紙和學術期刊，他常年養成“剪報”的良好習慣。在與他人的通信中，他時常旁征博引、精準推薦學術前沿以及有爭論、值得進一步研究探討的文章、觀點。

他的書信絕大多數是與同行和跨界學者探討學術問題的，涉及的內容非常廣泛。在學術探討中，他善于抓住科學問題的本質、要害，運用跨學科思維，提出建設性的解決方案，并以科學家的勇氣表達有理有據、“不敢茍同”的不同觀點，而非無休止、無謂的爭論和“評頭論足”。

錢學森要求年輕人“嚴謹治學”。在多封書信中，他鄭重告誡“后學”，盡量不要“這也看看，那也談談”，做學問切忌“淺”“泛”，力戒“不學無術，游談無根”，不要“坐而論道，空對空”，認為“文章千古事”，不要急于求成，吃“夾生飯”，要“博覽群書”，認為“研究學問是為了解決有實際或現實意義的問題，而不是玩弄筆墨”等等。

伏案工作的錢學森

他不僅嚴格要求他人，而且嚴于律己、作出表率。在1964年3月29日致郝天護的書信中，錢學森感謝郝天護指出他在土動力學基本方程上的一個錯誤，說“科學文章的錯誤必須及時闡明，以免后來的工作者誤用不正確的東西而耽誤事”。他在1989年9月24日致錢學敏的書信中檢視自己，指出“在工作中我常常犯錯誤，如前次信中把‘審時度勢’的‘審’寫成‘省’了”。所有這些，都充分反映了錢學森孜孜不倦追求真理、不斷發展學術、開辟研究新領域的嚴謹科學精神。

淡泊名利 甘為人梯

錢學森晚年給自己定下“七不”規范，即不題詞、不寫序、不參加任何科技成果評審會和鑒定會、不出席“應景”活動、不兼榮譽性職務、上年紀后不去外地開會、不出國訪問。

很多單位盛情邀請錢學森講學、作報告，在給這些單位的回信中，他均婉言謝絕，并希望對方能夠理解。但唯獨有一個例外，那就是中央黨校，1977年至1989年間，錢學森曾9次應邀到中央黨校給學員作關于科技前沿、產業革命的專題報告。

對待榮譽，錢學森是這樣做的。在1980年7月給國防科委的信中，提出不做黨的十二大代表候選人的愿望；在1984年9月給中國科協的信中，表達“想集中不多的精力搞點學術研究”，提出不當“科協三大”代表，主動“讓位”年輕人。至于個人傳記，他謝絕了各方面的好意。他在書信中多次表達，“我不贊成現在就寫我的傳；至于我死了之后，寫不寫，那是由人民決定的事”。

錢學森寫信拒“導彈之父”稱謂，不贊成為自己寫傳

作為科學家，錢學森惜才護才育才。他與“素昧平生”的淮南師范學院楊春鼎老師長達16年的書信交往傳為一段“佳話”。他對“后學”所寄文稿提出詳細修改意見，并力薦到相關編輯部；給年輕人介紹“同道”，勉勵他們“組成小組，共同討論學習”，“拿定主意，一心干下去，不出幾年必定出效果”；給有為青年牽線搭橋、推薦讀研究生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