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黨史鏡報 作者：張放

青年毛澤東對留學問題的思考，蘊含了兩個具有關聯性的核心問題意識，一是如何處理中國與世界之間的關系，二是如何探索改造中國的有效途徑。毛澤東對這兩個問題的認知開啟于全球化進程推動下傳統向現代轉換的時刻，并深植于中國近代以來各種思潮和爭論的認知網絡中，毛澤東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之后，上述兩個問題意識開始融合，認識和實踐層面完成統一，成為其獨立自主意識形成的思想基礎。

毛澤東

1919年3月14日，26歲的毛澤東平生第一次來到上海。他此行主要目的乃是參加赴法留學學生歡送會。1918年，毛澤東參與組建的新民學會成立后，其中一項重要任務便是組織有志青年赴法勤工儉學。同年8月，毛澤東一行來到北京，將主要精力投入到相關籌備工作中。盡管毛澤東在為赴法一事奔走操勞，但自己卻未著急動身出國。1919年11月，已經先行赴法的羅學瓚致信毛澤東，以比較眼光痛陳中國學問遠落后于西方，呼喚他帶頭努力研究學問，并敦促其即刻出國，“惟弟甚愿兄求大成就，即此刻宜出洋求學。若少延遲，時光既過，人事日多，恐難有多時日求學矣”。不過此時毛澤東已經有了自己的判斷和選擇，在同月給羅榮熙的信中明確表示“已經決定了一種求學的辦法”，只是暫時未詳細闡明。這表明毛澤東對留學事宜有了比較成熟的認知。毛澤東的相關思考如何形成，有何價值，需要展開探討。

一

聚焦問題意識：進一步討論青年毛澤東留學觀念的必要性

為留學事宜積極奔波的毛澤東為何不急于或者說未選擇出國留學？學術界對該問題已有所關注。海外研究者形成的解釋主要有三種，第一種認為毛澤東選擇留在國內主要是考慮到自身語言能力以及出國花費問題；第二種認為毛澤東的目標不是成為學者，而是追求政治成就，意在組織政黨；第三種認為毛澤東著眼于中國，立志深入了解中國，從中國出發尋求出路。形成上述觀點的支撐材料相對集中，前兩種的依據直接來自于蕭瑜回憶中對毛澤東選擇留京原因的解釋，輔之以毛澤東自述；第三種的依據主要來自1920年3月14日毛澤東致周學釗信中對留學看法的闡述，并輔之以毛澤東自述以及蕭三在《毛澤東的青少年時代和初期革命活動》中的相關論述。海外學者的三種解釋，前兩種有流于表面之嫌，缺少對青年毛澤東思想觀念的深入剖析，第三種解釋雖然點明要害，但卻未對其作出詳細闡釋，只是將相關材料進行轉述，缺乏分析力度。

與之相較，國內學者對相關問題進行了更加深入細致的闡釋。研究者認為，毛澤東在留學問題上并不保守，不僅積極創造條件動員志同道合者加入留學洪流，而且自己也有意愿出國學習，先后將留學目的地定于日本、法國以及蘇俄。關于毛澤東未能出國留學的考察，國內學者并未如海外論者那般選擇概而論之，而是分不同國家進行探析，指出毛澤東未能去日、法、俄留學的原因不盡相同。更多學者將分析焦點對準毛澤東為何放棄赴法勤工儉學這一問題。研究者的觀點可以綜合為以下幾點：第一，毛澤東此時在東西方文明的問題上認識有所加深，希望在國內進一步探索；第二，出于新民學會分工的實際需求，毛澤東選擇留在國內為其“殿后”；第三，毛澤東隨后投入革命政治實踐之中，已無暇出國；第四，毛澤東對赴法的興趣逐漸淡化，關注點轉移到了蘇俄革命；第五，毛澤東母親病重；第六，毛澤東對于北大圖書管理員的工作非常滿意，符合自己的發展預期與求學旨趣，因此放棄留學。近年來，隨著中國與世界關系的日益緊密，有研究者開始注意到青年毛澤東留學觀念所產生的歷史意義，強調此觀念中的“中國立場”有助于理清中外文化關系、促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以及解決中國現實問題。

新民學會舊址

整體而言，學術界關于青年毛澤東留學問題的探索取得了諸多成果，并且隨著時代發展以及國情世情變化，問題意識不斷更新。不過，對于該問題仍有進一步深入探討的必要。以往研究重在解釋毛澤東沒有留學的原因，傾向于將理論思考與諸多現實考量置于同一層次展開論述，并未將其所形成的留學觀念視為思想史事件進行透視，因而難以深入揭示其中的思想意涵。如若將毛澤東形成的留學觀念視為思想史事件，那么其背后的核心問題意識有哪些？這些問題意識如何在其成長過程中逐漸形成？圍繞這些核心問題意識，毛澤東進行了怎樣的思考？這些積極探索將產生何種歷史影響？上述具有關聯性的問題圍繞毛澤東留學觀念的核心問題意識形成，如若不對毛澤東的相關論述進行深入的歷史分析，而是簡單地將其視為結果性文本直接使用，就容易忽略其中的豐富性與復雜性，進而失去在更廣闊的時間空間脈絡中定位其價值的契機。基于此考量，本文將聚焦毛澤東留學觀念背后的核心問題意識，著重闡釋其逐漸澄清的過程與影響因素，最后落腳于經由思考留學形成的相關認知對開拓中國革命道路產生的積極影響，以呈現其思想價值。

二

近代西學東漸背景下青年毛澤東的留學觀念

中外交流古已有之，一方面源自政治力量推動，具有濃郁的象征意義；另一方面體現為異域宗教的傳播流通。這與近代以來中國人主動走出故土向發達國家求教的“留學”相去甚遠。19世紀中葉西方列強打開中國國門后，最深刻的政治文化影響莫過于士大夫精英階層的文化優越心理被解構。因此，當他們做出推動留學的決定時，一個具有近代意義的西強東弱的全新文明等級譜系正在形成，而這恰恰契合了正處于上升態勢的西方列強對古老傳統東方世界的普遍性看法。

概言之，從19世紀70年代開始，在不到五十年的時間里，留學在中國已經形成一股浪潮。美、歐、日、法、俄先后成為熱門留學目的地。這一現象反映了精英階層和進步青年對于中國與世界之關系的體認。在他們看來，選擇留學，實際上是一種對于現代化道路的學習和追求，積貧積弱的中國唯有通過全面地向西方學習才能盡快實現富強。就此意義而言，近代“留學”現象之興起，意味著中國必須面向世界的事實以及一種向外尋求解決內部問題的思維路徑的形成。

在近代西學東漸背景下成長起來的毛澤東自然也受到留學熱的影響。如前所述，他一直對留學持積極態度，并先后以日、法、俄作為自己理想的目的地。不過，毛澤東并未過于執念于留學，而是保持著一種冷靜的態度，這首先源于他對當時身邊人留學境況的反思。新民學會成員傾向于留學“無論如何，耳目接觸，總比在國內要好一點”的看法，在毛澤東看來這很容易導致為出國而出國的盲目行為，實際上并不利于青年人發展。他認為留學與否并非成才的決定性因素，青年人擁有目標，并以此為基礎制定計劃、堅定信念才是有所成就的關鍵。無論是否出國，若目標不清晰，就很容易迷失方向。

新民學會成員來信講述自己在海外的經歷和見聞，進一步堅定了毛澤東的看法。蔡和森向毛澤東直言，他由于對語言重視不夠，無法與當地人充分接觸，還處于一種“聾啞兼全”的狀態。羅學瓚在給毛澤東的信中更是概括了留學生中普遍存在的四種思維誤區，第一種是“感情迷”，即感情用事，理性不彰；第二種是“部分迷”，即缺少普遍觀察，以偏概全；第三種是“一時迷”，即執著于表面現象而忽略對本質的追尋；第四種是“主觀迷”，即疏于深入調查走訪，偏聽偏信。毛澤東在回信中高度認同這一概括：“四種迷，說得最透澈，安得將你的話印刷四萬萬張遍中國人每人給一張就好。”

上海赴法航行路線示意圖

毛澤東關于留學的看法在1920年趨于成熟，在給周世釗的信中，他就相關問題做出了系統闡述。毛澤東從兩個層面展開論述。在第一個層面，他一針見血地指出盲目熱衷于出國不過是一種缺少獨立思考的“迷思”行為，很多青年留學多年依舊莫名其妙、稀里糊涂，究其原因乃是對中國和外國均不了解，出國之后根本不知道為之奮斗的方向為何，最終只是蹉跎度日，空耗生命。他認為，世界文明大體可以分為東西兩支，東方（中國）文明占據半壁。如若對中國文明不甚了解，那么置身于西方文明便缺少比較意識，因而難以發現真正值得深究的問題；同樣，如若對西方文明一無所知，到異國他鄉再從頭學起，則會浪費大量時間。因此，青年在出國之前要對東西文明均有所涉獵。

掌握東西方思想，其目的為何？毛澤東經由該問題進入第二個層面的論述。他認為，在同時涉獵的基礎上，對中國文明的把握更為重要，這是中國人做出世界貢獻的基礎。而深入理解中國，則“不可不加以實地的調查，及研究”。毛澤東著意強調，對于中國的理解和洞察，不能局限于書本和理論知識，更要通過調查與實踐獲得最為直觀的經驗材料。個人無法脫離社會生活而存在，個人求索終究是為共同體的集體生活方式做出開拓。因此，通過恰當的方法擺脫教條干擾，掌握真實社會情況，就成為探索切乎實際的發展道路之基礎。

毛澤東的這段論述是透視其留學觀念的關鍵文本，蘊含了兩個核心問題意識。首先是如何處理中國與世界的關系。誠如近代以來的留學熱所揭示，毛澤東成長的時代，中國已被卷入西方主導的世界秩序之中，如何面對世界、特別是面對西方發達文明，成為當時思想界必須直面的命題。毛澤東關于留學問題的思考，即是以對相關問題的揭示為基礎展開的。其次是關于改造中國的路徑與方法。青年毛澤東已經有意識地擺脫從理論到理論的書齋式研究，強調實踐調查對于認識社會、理解中國的基礎性作用。毛澤東在成長過程中吸收了多元思想資源，到了1920年代初，圍繞這兩個核心問題意識逐漸形成了相對清晰的觀念。這些觀念貫穿毛澤東一生，并對中國的命運產生了深遠且積極的影響。對這些觀念的形成過程做出歷史梳理，將有助于深化我們對相關問題的理解。

三

青年毛澤東對中國與世界之關系認知的思想歷程

毛澤東出生成長于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其思想必定受到新舊知識體系的雙重影響。1902年，毛澤東開始接受傳統私塾教育，先后誦讀《三字經》《百家姓》《增廣賢文》等啟蒙讀物，繼而學習《詩經》《論語》《左傳》等典籍。毛澤東將自己的私塾生活總結為“六年孔夫子”。隨后他還閱讀了諸如《水滸》《西游記》《三國演義》等舊小說，潛移默化地吸收了多元傳統價值。無論是經典還是文學作品，提供的世界想象均以天下體系為基礎。與現代西方以民族國家為基礎對世界秩序的理解不同，天下體系建構了世界政治的概念，將“世界理解為一個完整的政治存在”，因此并不涉及在民族國家秩序中處理中國與世界之關系的意識。

毛澤東開始形成對外部世界的體認，可以追溯到閱讀《盛世危言》。青年時期便只身來到上海投身洋行的鄭觀應，在與洋務的長期接觸中深感中國若要擺脫困狀，須從基礎做起，如進行政治改革、加強國防建設、大興工商經濟以及倡導教育革新等。他在《盛世危言》中描述的西方工業先進、物質發達、資本豐厚，這也成為毛澤東對西方的最初印象。隨后，當他從曾留學東瀛的教員那里得知日本通過明治維新走向富強后，羨慕不已，結合在相關報刊上獲取的知識，遂將英、日視為楷模。讀過《世界英雄豪杰傳》后，他粗略得知世界其他國家的發展歷程，深感每個國民都應努力“講求富國強兵之道”，“才不致蹈安南、高麗、印度的覆轍”。此時毛澤東對中國以外的理解已與之前有所不同。

打開外部世界的大門后，毛澤東開始主動汲取相關信息。他從湖南省立第一中學退學，到省立圖書館讀書自學。在這里，他第一次見到世界地圖，直觀感受到中國之于世界的方位，這引起他“很大的興趣，反復細看，受到啟發”。經過一段時間觀察，毛澤東關于“世界”的形象概念初步形成，從此“他才知道世界很大，中國還小得很。世界既大，人口就多，問題也就多”。在空間上認識到中國與世界之關系后，求學就不能僅局限于中國學問，而應放眼世界，才能更深入地探尋問題解決之道。于是，毛澤東廣泛涉獵西方的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學書籍，其中包括亞當·斯密《原富》，盧梭《民約論》，孟德斯鳩《法意》，赫胥黎《天演論》，約翰·穆勒《穆勒名學》，達爾文關于物種起源方面的書和俄、美、英、法等國的歷史地理書籍，以及古希臘羅馬的文藝作品。這是毛澤東第一次較為系統的接觸西方書籍，與鄭觀應浮光掠影的西方描述相比，這些書籍對西方文明和政治文化的揭示要深刻得多。

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這段時間集中閱讀的圖書，其作者對待西方的態度不盡相同。例如，達爾文的早期著作就流露出種族觀念，到了《物種起源》和《人類的由來》之后，更是以進化論的視角將文明與種族做出關聯。赫胥黎的著述也延續這一邏輯。此類著作以一種二分思維將歐洲文明視為與其他地區野蠻狀態相對應的優越文明，西方中心論和文明等級論貫穿其中，逐漸成為“越來越充滿惡意的歐洲意識形態”。與之相對，穆勒對待西方文明的態度曖昧很多，他通過殖民地狀況看到了西方文明演進中的缺陷，不再是一個歐洲中心論意識形態的追隨者；而盧梭則對現代歐洲文明持批判態度，他嘗試通過“一種全新的社會組織、一個新的社會契約來取代騙人的舊契約”。青年毛澤東所涉獵的西方思想資源，對西方文明的闡釋是多元的，這為其今后辯證地對待西方文明埋下了思想伏筆。

圖書館的自學經歷將毛澤東對西方的認知帶到全新階段，他開始有意識地走出傳統視野的局限與藩籬，嘗試思考如何對待中西文明、面對世界等宏大問題。他選擇重返校園，通過深入閱讀與虛心求教來推進對相關問題的思索。1914年初，毛澤東所在的湖南第四師范學校并入第一師范學校，在這里他遇到幾位人生中的重要老師，對其影響最大的當屬楊昌濟。毛澤東轉入第一師范的同年10月，楊昌濟在長沙出版的《公言》雜志上發表《勸學篇》，文章將一國之民族精神與一人之個性相類比，認為“一國之文明，不能全體移植于他國。國家為一有機體，猶人身之為一有機體也，非如機械然，可以拆卸之而更裝置之也，拆卸之則死矣”，所以“善治國者，必審國家特異之情形”。以此立論，楊昌濟進一步指出，留學生海外歸國后若想學以致用，“不可不就吾國之情形深加研究，何者當因，何者當革，何者宜取，何者宜舍，了然于心，確有把握，而后可以適合本國之情形，而善應宇宙之大勢”。在楊昌濟看來，留學既需語言基礎，也需資金支持，如若條件暫不具備，可不必急于出國。通過閱讀外文譯本，并深入鉆研本國學問，亦可探索中國發展之路。特別是中國固有文明，義蘊閎深，取之不竭，應當通過當世眼光與全新方法進行挖掘，筑牢中國人之根基。

楊昌濟的這篇名文對開始思考中國與世界之關系的毛澤東而言可謂大受啟發，加之日常求教交談，業師的看法經過整合很快被吸收到其思考中。1915年，毛澤東在給湘生的信中指出為學之道應兼顧中西，且應“先中而后西”，并轉引康有為的話表達志向：“吾四十歲以前，學遍中國學問；四十年以后，又吸收西國學問之精華。”毛澤東的另一位老師黎錦熙也就如何汲取中西文化作出指導，告誡其在學習西方歷史時，要培養比較意識，從而實現融會貫通。毛澤東深以為然，在給蕭子升的信中轉達了這一觀點，并進一步強調認識中國、掌握國學的重要性，指出這是中國人身份確立的基礎。但這并不意味著對中國文化和思想的全盤接受，受進步思潮影響的毛澤東深知中國傳統文化的不足與局限，在與黎錦熙的討論中他進一步闡述，不管是對待中國傳統思想還是外來思想，都不應持有一種不加批判的迷信態度，要客觀面對兩者的不足與缺憾，并敢于“同時改造”。這也成為他今后處理相關問題時的基調。

1919年3月15日，毛澤東在上海寰球中國學生會會所參加赴法國勤工儉學學生歡送會，歡送第一批赴法青年。圖為會后合影

毛澤東思考中國與世界關系之際，恰逢“一戰”爆發。這場戰爭所引發的全球輿論反思以及對西方文明局限的批判與揭示，進一步從外部影響了毛澤東的思考方向。誠如羅素所言，西方文明有醉心工業化、熱衷進步、推崇效率的一面，不過“一戰”后其窮兵黷武、推行帝國主義擴張的一面逐漸顯現，“那種不顧最終目的、罔顧效率的做法已在歐洲名譽掃地”，“一戰”向世人宣告，西方文明“有些地方出了錯”。這種批評不僅來自于西方內部，更來自于被西方殖民或侵略的地區。泰戈爾弱冠之年就指責英國為牟取暴利發動鴉片戰爭，“如此殘忍的強盜行徑，真是曠古未聞”。“一戰”促使泰戈爾進一步展開批判，他將西方文明的內核概括為物質主義，指出這種罔顧精神維度的發展模式已導致“造物主的震怒”，“受了極巨的教訓”，后發地區不應該再重蹈覆轍。通過物質與精神二分的方式來理解西方文明與本土文明之差異，成為后發地區共同的思想趨向。“一戰”期間李大釗同樣將東方與西方文明概括為“靈”與“肉”的差異，并指出西方文明“疲命于物質之下”。

青年毛澤東也受到這種二分法的影響。1917年他在與友人張昆弟暢談時指出，“西人物質文明極盛，遂為衣食住三者所拘，徒供肉欲之發達已耳。若人生僅此衣食住三者而已足，是人生太無價值”。隨著對進步思潮的接觸與吸收，毛澤東也在逐漸豐富對西方文明的認知。“一戰”結束后，毛澤東將批判矛頭對準資本主義壟斷下的“實業專制”，認為這種發展造就了“幾個人享福，千萬人要哭”的局面。西方發展模式通過殖民政策向世界推廣，便會在全球范圍內形成少數人得益、多數人受損的不義結構，他直言這是損人利己的發展模式。與之相對，人類應該開創一種“世界主義”的發展路徑，即以“愿自己好，也愿別人好”為鵠的。

如何實現這種世界主義？1920年留法新民學會會員達成共識，即要對中國與世界進行改造，強調改造兩者是“一件事，宜同時并進”，“改造中國，不可忘卻世界，要戴改造世界的眼鏡去改造中國”，并將學會方針定為“改造中國與世界”。早在1917年即已提出要同時改造中國與世界的毛澤東表示學會的看法正與其“平日的主張相合”，并強調以世界主義為奮斗目標的學會成員在情感上應該持有一種普遍博愛而非偏狹的立場，不能僅關注中國而忽略世界，但在具體實踐中卻宜從改造中國做起，因為大家出生在中國，且中國之現狀亟需改變，因此“應在中國這一塊地方做事”。于是，如何改造中國便成為核心關切。這一問題意識也成為青年毛澤東在探索中國與世界關系時自然衍生出的一個重要維度。

四

青年毛澤東對改造中國路徑的認識過程

關于改造中國的路徑與方式，毛澤東亦是在成長過程中逐漸明晰。在東山小學堂就讀期間，他反復閱讀《新民叢報》，對上面刊印的梁啟超的系列文章耳熟能詳。梁啟超以一種精英主義的視野，從宏觀層面對民族文化心理結構做出理解，認為“凡一國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國民獨具之特質”，這是“民族主義之根柢、源泉”，因此一個國家若想在奉行弱肉強食叢林法則的國際社會中生存下去，就必須對民眾特質進行整體改造。這一歸約主義（reductionism）思路對青年毛澤東影響頗深。1912年，在獲得國文教師激賞的《商鞅徙木立信論》中，毛澤東將時局之困頓、國家之淪落歸結于“國民之愚”“數千年來民智之不開”，從這一歸因可知此時毛澤東對改造中國路徑的判斷——重塑國民思想乃重中之重。

1917年在給黎錦熙的信中，毛澤東進一步闡述了這一改造路徑。他指出，如今社會所推行的變法，無論是設議會、立憲法、選總統，還是推行實業與教育，均是從細枝末節展開，而未抓住“本源”問題。錯失本源，“則此等枝節為贅疣，為不貫氣，為支離滅裂，幸則與本源略近，不幸則背道而馳”。而變法的“大本大源”問題則是從哲學和倫理學入手進行改造，從根本上轉換國人思想。唯有如此，國人方可祛除積弊，思想與道德亦煥然一新，人人“共躋于圣域”，“彼時天下皆為圣賢，而無凡愚，可盡毀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氣而吸清海之波”。與幾年前相比，毛澤東進一步明確了改造對象和路徑，只是他仍然強調主觀意志，秉持“觀念造成文明”的看法。毛澤東這一具有傳統士大夫色彩的改造主張在當時思想界相當普遍，他尚未找到真正影響中國命運的改造路徑和方法。

不過此時，毛澤東的思想中已經孕育了引導他走向切實改造路徑的要素。毛澤東身處湖南，湘學強調經世致用、主張躬行實踐的風氣盛行。楊昌濟對湘學傳統甚為推崇，在他的倡導下，毛澤東細讀了《曾文正公家書》《曾文正公日記》，并在《講堂錄》抄下心得：“滌生日記，言士要轉移世風，當重兩義：曰厚曰實。厚者勿忌人；實則不說大話，不好虛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談過高之理。”除此之外，顧炎武以“實學”代“理學”的主張，王夫之“行先知后”的觀念，以及顏元對“行”的強調，都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他。毛澤東就讀的湖南第一師范同樣積極倡導實踐之風，學校規定從三年級開始，每周要有3個學時的社會實踐課程。

1920年5月8日，毛澤東和彭璜等12位在滬新民學會會員在南市半淞園聚會，歡送即將赴法勤工儉學的會員，并討論新民學會會務。圖中左起第七人為毛澤東

近代以來的科學思潮進一步塑造了毛澤東對于改造中國之路徑的判斷與選擇。受啟蒙運動的影響，凸顯理性和科學意識的社會學誕生于19世紀中葉的歐洲。其創始人孔德認為對于近代日趨復雜多元社會的理解不應停留在哲學層面，而應像研究自然現象那樣科學地對其規律展開研究。科學強調“通過觀察、實驗及推理而得到的關于自然規律的知識”，本身就蘊含著濃郁的方法論意涵。近代中國思想界深受孔德關于科學的樂觀認知的感染，“科學”這一表述經由和制漢語進入中國后，其科學公理觀逐漸取代傳統天理觀，為中國人現代世界觀的形成奠定了基礎。如何科學地觀察社會，遂成為中國知識界關注的焦點問題。而“調查”則做為一種科學認知的社會學方法出場了。

在地方文化和科學思潮的雙重影響下，毛澤東開始有意識地走出書齋。1917年暑假，毛澤東和蕭子升一起游學一個多月，歷經長沙、寧鄉、安化、益陽、沅江五縣的諸多鄉鎮，結交了農民、船工、財主、縣長、老翰林等各種人物，增加了社會閱歷。次年春天，毛澤東同蔡和森游歷湘陰、岳陽、平江、瀏陽幾縣半月有余，了解社會情況。1918年到達北京后，毛澤東還前往長辛店鐵路機車車輛工廠調查，到一線掌握鐵路工人的真實狀況，晚上住宿舍與工友深入溝通，以觀察從工廠運營到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對現實生活的不斷接觸，打開了毛澤東觀察中國的新視角，他逐漸認識到單純關注抽象精神觀念而忽略其具體物質基礎，無法獲得紓除中國困境之正解。改造中國，必須接觸實際，深入日常生活，以對現實的準確把握和理解為基礎探尋路徑，而非采取一種形而上的主觀形式。

五四運動的爆發，則進一步將毛澤東引向對現實問題和社會改造的關注。從1919年7月起，毛澤東撰寫了一系列文章和評論，批判不依循人生社會實際說話的現象，號召“引入實際去研究實事和真理”。他開始走向歷史唯物主義，意識到普通民眾在歷史進程中的巨大作用，認為民眾聯合起來去對抗資本家、貴族和其他強權者才是一種根本性的革命方式。若要實現民眾聯合，對民眾真實狀況的掌握必不可少，因此需通過各種方法展開調查研究。此時，毛澤東尚在馬克思主義和無政府主義之間猶疑徘徊，盡管對改造中國路徑的認識有了明確方向，但缺少馬克思主義方法論層面的自覺，對調查研究的踐行也尚未經由這一方法論得以升華。當馬克思主義成為毛澤東的理論武器之后，毛澤東對于調查研究的運用將達到全新高度，以調查為基礎形成的對中國社會狀況的準確把握，為中國革命道路的開拓奠定了堅實基礎。

五

結語

青年毛澤東并未急于選擇出國，究其思想動因，一方面源于對中國與世界之關系的思考，另一方面則是在此基礎上逐漸明晰了改造中國的切實路徑之所在。毛澤東對這兩個相關問題的認知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近代以來各種爭論的漩渦中、在不同思潮的影響下、在與社會現實的不斷接觸中形成的獨立思考和判斷。

1920年5月，毛澤東再次來到上海為即將赴法的新民學會會員送行。6月，他與陳獨秀深入交流了馬克思主義的相關問題。此時，毛澤東尚未明確選擇馬克思主義，不過此次上海之行將他進一步推向了馬克思主義陣營，成為其一生中的關鍵性時期。明確選擇馬克思主義之后，毛澤東通過深入鉆研與靈活運用，對上述兩個核心問題意識的認知與領悟得以升華。

一方面，通過兼具現代性與批判性雙重特征的馬克思主義的透視，毛澤東更加堅定東西方文明均存在缺憾、要同時改造的信念，避免了陷入全盤西化或保守主義泥淖，從而以更加辯證的方式處理中國與世界之關系。經由馬克思主義指引，他進一步明確西方現有發展模式勢必伴隨著侵略、擴張與殖民，無法成為后發國家和地區的普遍性選擇，更無法被建構為一套附著強烈價值意涵的“終極的真理或者唯一的理念”。探索本國發展道路須堅守民族身份意識，才不會喪失自信和志氣。不過這種意識并不意味著盲目排外或者捍衛一切舊有傳統，而是呼吁以開闊的視野和開放的心態坦然面對自身與他者文化中的優勢與不足，取長補短，融會貫通。毛澤東的這一主張在世界范圍內產生了持久回蕩。

另一方面，毛澤東開始自覺嘗試通過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認知中國社會并追尋改造路徑，從而在探索未來前途的“整體性思路”和日常生活的“具體性實踐”之間建立起關聯。與同時代的學院派社會調查相比，經由馬克思主義方法論武裝的社會調查被賦予了強烈的實踐性品質——調查不僅是為了了解社會，更是以探尋改造社會的路徑并積聚革命力量為鵠的。毛澤東走出了近代知識分子執著于以抽象的普遍性理論探索救國之路的思維定式，嘗試在日常實踐中尋找契機，將對普遍真理的追求轉化成一種具體的積極態度，既非在抽象價值層面徘徊不前，亦非將其他地區的成功經驗當作普遍真理的唯一模式。從此，中國革命道路探索開始呈現新面貌。

通過馬克思主義，毛澤東留學觀念中的兩個核心問題意識得以融合，在認知和實踐層面實現了統一，進而構成了獨立自主意識的思想基礎。因此，毛澤東對留學問題的思考，毋寧說是一個思想史事件。就此意義而言，毛澤東1919年和1920年的上海之行更像是一種隱喻：他身處開埠以來所形成的國際大都會，抵制住了繁華喧囂表象所帶來的“普遍性”誘惑，俯下身去，以真摯的熱情、理性的沉思和踏實的實踐，深耕于中國大地，嘗試在洞察國情的基礎上發掘中國革命之路，從而為全世界后發國家和地區的解放與發展事業作出中國貢獻。

（作者系上海外國語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原文刊載于《上海黨史與黨建》2023年第5期，原標題為《論青年毛澤東留學觀念中的核心問題意識》，略作刪減，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