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軍戰士將《入城守則和紀律》繪成圖片，掛在背包后面，一邊行軍一邊學習。資料照片

　　這次會議，后來被反復提及――時間是1949年5月10日，地點是丹陽城南的大王廟，在會上做入城紀律報告的，是當時的三野司令員兼政委陳毅。

　　在講話中，陳毅提出，“我們野戰軍的‘野’，在城市不能‘野’的”，“入城紀律是入城政策的前奏，是見面禮”。有到會者記得，陳毅在講到“在城市不能‘野’”時，非常激動，連軍帽都甩到了臺上。

　　往字里行間去讀，便會發現：當時關切的問題是再明確也沒有的：進上海以后怎么辦？

　　入城紀律規定得越來越細

　　進城市以后怎么辦？這道考題，是毛澤東布置給全黨的。

　　解放軍接收接管的大城市，上海并不是第一個。但一些部隊進城的經歷確實反復，有的還很曲折。與此對應，則是從1948年1月起，到七屆二中全會明確提出“工作重心轉移到城市”前，中共中央關于城市接收總體方針的指示電數量，達到了至少34份。1948年2月，毛澤東要求“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對于自己占領的城市，凡有人口五萬以上者，逐一做出簡明扼要的工作總結”。可以說，從這個時候起，“進城以后怎么辦”就成了中央“布置”給前方的必答題。

　　隨著解放軍的推進，在中央指示電中“紀律”二字的分量越來越重，各部隊列出的入城紀律規定也越來越詳細。1948年的西柏坡九月會議上，毛澤東明確提出“軍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加強紀律性”。1948年12月22日，中央軍委以當時東北野戰軍的名義，公布“約法八章”。6天后，北平市軍管會發出的《關于做好入城準備工作通告》附件中，規定了“入城紀律十四條”。當時進駐德勝門的警備部隊，入夜擠在老百姓家的門道里屋檐下，天寒地凍，卻只靠一條棉被一件大衣過夜。經得多見得廣的北平市民，為解放軍總結了四大優點：“一不吵鬧，二不亂跑，三不進民房，四在晚上站崗不嚇唬老百姓”。

　　毛澤東連批四個“很好”

　　這道考題，現在輪到三野作答了。

　　從現有資料看，對于進上海之后怎么辦，總前委、三野是早有準備的。

　　1948年末到1949年3月，陳毅格外忙碌。指揮淮海戰役和計劃渡江作戰之外，他先后兩次來到西柏坡，后一次是參加七屆二中全會。

　　應該就是在這兩次往返西柏坡之間的某一天，陳毅找到時任三野司令部城市政策組組長的曹漫之，交代他起草入城紀律文件。4月1日，三野以正式命令的形式，下發《入城三大公約、十項守則》。

　　也正是在回復總前委關于《入城三大公約、十項守則》等項情況的電報上，毛澤東罕見地批了四個“很好”。

　　但回答這道考題，并不只是起草文件下發部隊這么簡單。因為，渡江之后出了“亂子”。

　　下這個斷語的，正是毛澤東――1949年4月27日4時，就35軍擅入司徒雷登住宅一事，毛澤東告誡總前委：“必須引起注意，否則可能引出大亂子。”4月30日，中央軍委又因為南京電報局擅自停止外國記者發新聞電一事，致電華東局、總前委詢問：此事是何人處理的？“望即查明電復”。

　　瀏覽渡江之后中央軍委給總前委和三野的電報，可以明顯感覺到毛澤東此時的怒氣。5月4日，中央軍委致電要求，將35軍在南京違反紀律的報告，在二野三野各軍各師轉發，“以資警惕”。

　　不難想象，此時的三野，應該也真真切切感覺到了進上海是“中國革命過一大難關”。簡單來說，那就是：三野面前的任務，不光是像毛澤東說的那樣必須“在十天內補足此種缺點”，還要交出一份超預期的答卷。

　　入城“要做到比平津更進步”

　　不讓人意外，三野上下此時都憋著一股勁。粟裕在三野前委會上表態，進上海“至少要做到比平津更加進步”。

　　70年后，翻檢當時的檔案記錄，會為其中規定之細、培訓教育之徹底所震撼。5月11日，華東局頒布《入城紀律十二條》，要求“下發到連”，在華東軍區下發的一份文件中，要求一切部隊、一切接管機關“在入城前，必須普遍地、反復地、深入地”進行教育。在軍事接管委員會的一份會議記錄上，則要求部隊加強城市生活常識教育，教會戰士如何開電燈，如何上燈泡，如何拉抽水馬桶。

　　也許，最能說明問題的，是三野某支部隊行軍間隙留下的畫面，雖然時間久遠，但人們卻可以看到，《入城守則和紀律》的畫片正掛在戰士的背包后……

　　5月16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城市紀律的指示》，此時解放上海的戰火已經燃起。中國，乃至世界，都在靜待這支軍隊如何用行動作答“進入上海以后怎么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