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五四運動100周年，回顧新文化運動中的李大釗，我們能感受百年前那個青春激蕩的歲月。

　　與《新青年》結緣

　　李大釗，1889年出生于河北，早年就讀于北洋法政專門學校，兼習英語日語，立志于再造中國。1913年曾東渡日本，留學早稻田大學，專攻政治學。1916年回國，暫居上海，為《甲寅》《晨鐘報》等刊物撰稿。1917年底，由章士釗推薦，李大釗北上，就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進入新文化運動中心。

　　1918年1月，《新青年》決定采取編輯部“集議制度”，李大釗、胡適、魯迅、周作人等人參與編輯部工作。作為新文化運動的大本營，《新青年》編輯部發揮了獨特的歷史作用。當時，李大釗29歲，小陳獨秀10歲，小魯迅8歲，小錢玄同2歲，大胡適2歲。如果說陳獨秀和魯迅已經人到中年，那么李大釗、錢玄同、胡適等人均30歲上下，風華正茂，正值“青春”。

　　李大釗與《新青年》結緣，始于1916年9月發表的《青春》。時年27歲的李大釗感慨于國家積貧積弱的現狀，號召青年“致之回春”“為之再造”那“白首之民族、白首之國家”，“本其理性，加以努力，進前而勿顧后，背黑暗而向光明，為世界進文明，為人類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創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國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類，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資以樂其無涯之生。乘風破浪，迢迢乎遠矣，復何無計留春望塵莫及之憂哉？”這樣激情充沛的文字，吻合了《新青年》的“青春”風格。自梁啟超《少年中國說》起，經陳獨秀《敬告青年》，中國知識分子將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希望老大帝國能夠枯木發春，重新煥發新的生機與活力，屹立于世界之東方。李大釗之《青春》，以詩意的語言，旁征博引，有力呼應了《新青年》主編陳獨秀的倡導：“予所欲涕泣陳詞者，惟屬望于新鮮活潑之青年，有以自覺而奮斗耳！”

　　1917年底，李大釗北上之后，將更多的精力放在了青年身上。他在《新青年》發表《新的！舊的！》，認為當時中國處于新舊矛盾的生活之中，一方面是法律禁止重婚，另一方面卻是納妾的風俗；一方面規定信仰自由，另一方面卻“迫人尊孔”；一方面是議會與總統，另一方面皇帝仍舊住在紫禁城。

　　李大釗呼吁：“我很希望我們新青年打起精神，于政治、社會、文學、思想種種方面開辟一條新途徑，創造一種新生活，以包容覆載那些殘廢頹敗的老人，不但使他們不妨礙文明的進步，且使他們也享受新文明的幸福，嘗嘗新生活的趣味，就像在北京建造電車軌道，輸運從前那些乘鴕轎、騾車、人力車的人一般。打破矛盾生活，脫去二重負擔，這全是我們新青年的責任，看我們新青年的創造能力如何？”

　　“進！進！進！新青年！”這種認識，和有些認為老年人應該退出歷史舞臺的《新青年》同仁不同，更具有“人道主義”精神。很顯然，在李大釗看來，在那新舊交替的時代，青年人，而非老年人，才是歷史的真正推動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