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各級各類黨校加強對黨員干部的黨性教育，確保黨的純潔性和戰斗力，增強黨的凝聚力和吸引力，這是我們黨的一個優良傳統。70多年前的“地窖黨校”，為此提供了鮮活的例證。

　　從“支點戶”發展為“支點村”

　　蘇南作為長江三角洲地區農工商業最發達、經濟最富裕的地方之一，無論在經濟上還是在區位上都對南京國民政府有著重要意義。抗戰勝利后，根據中共中央制定的向北發展、向南防御的戰略部署，以及在重慶談判中向國民黨作出的讓步承諾，新四軍在浙東、浙西、蘇南、皖南的部隊先后北撤到長江以北地區。國民黨為了加強其在蘇南的統治，大力強化反共體制，對新四軍留守人員進行“清剿”，留守人員被迫轉入秘密活動。

　　在隱蔽斗爭時期，為應對敵軍的“清剿”和搜捕，在江陰澄西地區站穩腳跟、打開革命局面，留守人員根據“長期隱蔽，積蓄力量，等待時機，爭取勝利”十六字方針，以當地的地下黨員和基本群眾、烈軍屬和武工隊的知親好友為基礎，建立武工隊隱蔽落腳點的“支點戶”和“支點村”。最早的“支點戶”設立在璜土胡家橋凌福娣家中。凌福娣的丈夫叫胡森度，是抗戰初期中共澄西區委交通員，兒子胡漢是黨的地方干部。1942年5月，胡森度遭日偽逮捕，堅貞不屈，被裝進麻袋活活打死。凌福娣繼承丈夫遺志，接任交通員，把自己的家變成交通聯絡點。凌福娣還在全村群眾中做了大量工作，使胡家橋由她一家“支點戶”發展為“支點村”。據《璜土鎮志》記載，整個解放戰爭時期，璜土境內先后開辟供武工隊食宿、負責收集情報、站崗放哨、保證安全的“支點戶”就有近20家。

　　正是由于凌福娣等“支點戶”和“支點村”革命群眾的協助和掩護，黨組織才能在這一地區站住腳跟，并根據特殊地形開辦“地窖黨校”，加強對黨員和武工隊員的黨性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