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4月，新中國總理兼外長周恩來走向日內瓦萬國宮，參加解決朝鮮問題和印度支那問題的國際會議。

1954年5月，東方陣營4代表，左起：南日、莫洛托夫、周恩來、范文同。

　　1954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將近十年，但戰爭的陰霾并未走遠。東北亞朝鮮戰爭已經打了3年多，交戰各方雖然在《朝鮮停戰協定》上簽了字，但并未宣告戰爭結束；東南亞印度支那戰爭已經打了8年，仍沒有停戰的跡象。一南一北兩個戰場雖然都是局部沖突，但是如果處理不當，很有可能演變為更為激烈的國際沖突。

　　此時，為謀求和平解決朝鮮和印度支那問題的日內瓦會議召開了，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站上了國際政治舞臺。周恩來等老一輩中國共產黨人以對歷史負責的態度，運用超高的政治智慧，力挽狂瀾，幾次將幾乎談崩的各方重新拉回到談判桌旁。經過兩個月的不懈努力，終于促成了印度支那問題的和平解決。新中國也完成了以五大國身份在國際政治舞臺的首次亮相。

　　“五大國”

　　1954年1月下旬，正在杭州帶領憲法起草小組起草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憲法的毛澤東，接到一封北京發來的電報。電報中，蘇聯政府通告中方，正在柏林召開的“四大國外長會議”擬舉行一次包括中國在內的“五大國會議”，討論如何緩和緊張的國際局勢問題。蘇方希望中國能派遣代表團參加這次會議。

　　彼時，第二次世界大戰雖然已經結束將近10年，但是世界局勢依然動蕩不安。

　　1950年爆發的朝鮮戰爭已經打了3年多。雖然1953年7月27日交戰雙方在《朝鮮停戰協定》上簽了字，但在許多問題上雙方存在很大分歧，戰火隨時都有可能重燃。

　　在東南亞，隨著二戰結束，胡志明領導的越南獨立同盟（簡稱“越盟”）發起了反抗法國恢復殖民統治的“印度支那戰爭”。新中國雖然沒有像“抗美援朝”那樣直接向越南派出“志愿軍”，但是中共中央派出的軍事顧問團，一直在幫助越南人民軍調兵遣將，協助戰場指揮。據《中越關系演變四十年》一書記載，自1950年至1954年，“越南軍隊的全部武器、彈藥和軍需用品，都是由中國按照常年的儲備量和越南各個戰役的需求直接供給的。”至1954年，“第一次印支戰爭”已經打了8年，而且并沒有結束的跡象。

　　新中國成立伊始，百廢待興。中國亟須一個安全穩定的國際環境，發展國內的經濟建設，但此時一南一北兩個戰場，嚴重拖累了新中國的經濟。據戰史學家統計，志愿軍在朝鮮戰爭中的傷亡達36.6萬人，消耗物資560萬噸，其中消耗彈藥達25萬噸。中共中央一直在尋求著和平解決“朝鮮戰爭”和“印度支那戰爭”的路徑。

　　此時，一直劍拔弩張的國際形勢，忽然發生了峰回路轉的變化。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了。蘇聯新一屆領導人馬林科夫、赫魯曉夫等，開始對蘇聯的內政外交政策進行大幅調整。斯大林逝世后的短短幾個月，馬林科夫就發表講話，主張兩個制度的國家和平共處。

　　蘇聯外交政策調整后的第一個行動便是促成了朝鮮停戰。蘇聯外長莫洛托夫后來回憶，當他被重新啟用回到外交部后，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起草結束朝鮮戰爭的建議。

　　1953年7月，朝鮮戰爭雖然經多方努力停下來了，但是仍有許多遺留問題沒有解決。兩個月后，蘇聯向美、英、法三國提出，舉行一個包括中國在內的“五大國會議”，討論緩和朝鮮和印度支那緊張局勢的問題。

　　早已被印度支那戰爭拖得疲憊不堪的法國，第一個舉雙手表示贊同。眾所周知，法國在二戰中受到重創。戰后，法國國力尚未恢復就又卷入到印度支那戰爭中，法國國內早已民怨沸騰。不過，考慮到法國在非洲尚有許多殖民地，如果印度支那三國鬧獨立成功，恐怕非洲的“多米諾骨牌”也要倒下。為了能維系殖民統治，法國只能硬著頭皮把戰爭堅持下去。可是到了1954年，戰爭已經打了8年，而且法國毫無優勢可言，法國政府急于尋求和平解決印度支那問題的路徑。

　　收到蘇聯的建議后，法國外長皮杜爾立即表示：“法國政府希望盡一切可能在一切地方恢復和平，因此法國毫不猶豫地宣布，從現在起，法國政府每時每刻都準備抓住每一個機會和聯邦共和國（即越、老、柬）一道通過協商在印度支那實現和平。”

　　二戰后，英國的國際地位急劇衰落，因此英國希望能在國際事務中發揮作用，重振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的雄風。另一方面，英國認為將朝鮮問題和印支問題放到五大國會議上來談判，比直接拿到聯合國討論要方便得多。不過，英國外相艾登認為，“五大國會議”能不能順利開成，關鍵還是要看美國的態度。

　　可是，當時的美國強烈反對將中國視為五大國之一，也不愿意參加“五大國會議”。美國認為，一旦出席會議，就意味著在外交上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這當然是美國最不愿意看到的。

　　不過，在英法兩個盟國的共同施壓下，美國的態度有所松動。2月6日，杜勒斯發表聲明說，只要中國愿意解決亞洲問題，美國也愿意出席“五大國會議”，不過這不意味著美國在外交上承認中國。不管心里多么不情愿，美國還是無法否認，新生的中國在國際事務上不可或缺的地位。

　　收到蘇聯發出的參會邀請后，毛澤東、劉少奇和周恩來一致認為，日內瓦會議將是新中國成立以后出席的第一次國際會議，這對于提高新中國的國際地位很有幫助。如果會上談得好可以解決許多實際問題，即便沒有談成，也在國際舞臺上宣傳了新中國的主張。

　　3月初，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同意派出全權代表團參加日內瓦會議”。

　　會前風云

　　由于日內瓦會議是新中國成立后第一次參加重大國際會議，因此中央非常重視。周恩來特意囑咐外交部辦公廳主任王炳南，一定要選派各方面的專家加入代表團。從后來出席日內瓦會議的陣容看，中國代表團的確云集了當時國內最頂尖的人才。

　　上世紀90年代，《人民日報》記者錢江為撰寫《周恩來與日內瓦會議》一書，采訪了許多曾經參加日內瓦會議的當事人。錢江說，那時許多前輩還健在，他們不但講述許多生動的細節，而且提供了不少珍貴的檔案資料。隨著歲月的流逝，如今大部分老人都已作古，錢江保存下來的第一手資料，更顯珍貴。

　　錢江記得，談到代表團成員時，曾擔任過代表團越南語翻譯的張翼感慨地說：“這個代表團真是人才濟濟，我一看翻譯人員就知道。”

　　出任代表團英語翻譯的是日后在新中國外交史上大放異彩的冀朝鑄。當時，他還是一個初出茅廬的年輕人。冀朝鑄在美國讀完中小學，并考入哈佛大學。他在哈佛讀了兩年后，朝鮮戰爭一爆發便回了國。回國后，冀朝鑄因精湛的英語水平被任命為“板門店談判”的英語速記員。1954年，他被吸納進日內瓦會議中國代表團。

　　代表團的俄語翻譯是一直擔任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俄語翻譯的師哲。

　　越南語翻譯張翼，是一位老資格中共黨員，他出生在越南，且有“越南通”之稱。從1950年起，他就擔任中央領導與胡志明的翻譯。在研究越南問題時，周恩來總是愿意聽聽張翼的意見。

　　代表團出發前夕，周恩來看到這個精英薈萃的代表團名單非常滿意，他自豪地說：“這好比是梅蘭芳的大戲，各個角色都得齊備，要成龍配套。”

　　除了選配高質量的代表團成員，更重要的是在會議之前統一思想，共同進退。4月1日，周恩來、胡志明等一同前往莫斯科，與蘇聯磋商和平解決印度支那問題的方案。

　　據師哲回憶，在碰頭會上，赫魯曉夫直言不諱地說：“這是一次具有重要意義的國際會議，但不要抱過高希望。結局很難預料，但我們仍然重視這次會議，因為中國、朝鮮、越南一齊出席這樣的國際會議，這件事本身的意義就不尋常，就是一種勝利……”

　　與赫魯曉夫的悲觀態度相比，中越兩國領導人顯然要積極許多。周恩來認為，假如我們能利用這次機會，闡明立場原則，并對一些問題做出解釋澄清，很可能取得更大收獲。

　　出席日內瓦會議前，越南代表團也制定了幾個具體的方案。

　　其一，“就地停火”。這個辦法雖然簡單易行，但是越法雙方力量犬牙交錯，而且越方控制區一沒大城市，二沒港口，三沒有完整的工業設施，只能希望通過全民選舉來彌補這些不利因素。

　　第二個方案是采取朝鮮停戰的方式南北劃界而治，難點在于這條線劃在哪里為宜？當時越南方面傾向于以北緯15度線為界，即“15度線方案”。不過，這樣一來越南三分之二領土都掌握在“越盟”手里，對方能善罷甘休嗎？果然，日內瓦會議上，雙方爭論最大的問題就是“劃界”問題，不過這是后話。

　　經過幾天磋商，中、蘇、越三國的意見基本一致――爭取一個有利的南北停火線，力爭和平解決印支問題。

　　與中、蘇、越一方步調一致相比，英、法、美一方卻各有一套“小九九”。美國從一開始就對和平解決印支問題不抱誠意。國務卿杜勒斯認為，召開日內瓦會議其實是為了給法國人調兵遣將爭取時間。美國鷹派人物甚至主張，一旦法國失敗，美軍就調動空中力量轟炸越南。

　　法國雖然希望得到美國的軍事援助，但不希望美國直接參戰。因為美國一旦染指印度支那，這里便再也沒有法國的一席之地了。法國人希望通過日內瓦會議和平解決印支問題，最好能夠“光榮停戰”，保全法蘭西的顏面。

　　英國也主張通過談判解決印支問題。二戰結束不久，創傷尚未愈合，英國無論如何也不愿意卷入到另外一場戰爭中，而且一旦戰事擴大，英國在亞洲的既得利益必然會受到損害。

　　鑒于英法兩個盟友都強烈反對武力解決印度支那問題，美國也不得不重新坐到談判桌前。不過，在整個日內瓦會議期間，美國始終對和平缺乏誠意。

　　敵對情緒

　　1954年4月24日下午3點，一架“伊爾14”專機降落在日內瓦機場。周恩來第一個走出機艙。他身穿黑色西服，向前來迎接的人們舉手致意，引起在場的各國記者一陣騷動。來自美國的攝影記者更大聲呼叫：“周先生，走近點，朝我這里看！”

　　黑色風衣、黑色禮帽、黑色皮鞋，單手插兜，瀟灑地走在眾目睽睽之下……周恩來在日內瓦留下了一生中最經典的一組照片，同時也為世人留下了新中國領導人在國際外交舞臺上的第一次精彩亮相。

　　由于日內瓦會議是新中國第一次參加重要的國際會議，因此出發前外交部做了周密的準備。他們給代表團成員做了樣式統一的黑色西服、黑色風衣，甚至連皮箱也是一模一樣的黑色。

　　200多中國代表團成員身著統一的黑色西服，浩浩蕩蕩地走在日內瓦街頭。沒想到，許多日內瓦市民對他們脫帽行禮。一打聽才知道，原來在瑞士只有牧師才穿一身黑。

　　幾十年后，代表團成員、曾任張聞天秘書的李匯川對來訪的錢江說：“回想起來，那時有些事做得不算高明……到了旅店，按說外交官的行李箱應該由飯店侍應生提上樓，可是我們就不，一定要堅持自己拿箱子，就是不放手，生怕有人給箱子里放進什么東西，結果自己提著箱子上了樓，惹得飯店里的人們看了很奇怪。”

　　更令人忍俊不禁的是，當侍者將早餐送到年輕的代表團成員劉家杰房間時，滿腦子“無產者天下一家”的劉家杰熱情地招呼侍者坐下來跟他一起吃。侍者不明就里，嚇得雙手亂擺，落荒而逃。

　　為了保障代表團成員的安全，隨行人員甚至還有一名“化驗員”，他從國內帶來許多小白鼠，用以檢驗食品安全。

　　周恩來總理得知此事很不滿意。他批評說，怎么把這些東西帶到日內瓦來了？我就不信，你到街上買吃的，就有人在里面下毒要毒死你。后來，化驗了幾頓飯菜后，這種檢驗漸漸停止了。

　　對于第一次出席重大國際會議的中國代表團而言，過度謹慎是可以理解的。畢竟，當時冷戰雙方劍拔弩張，國際局勢波詭云譎，多留點心還是必要的。

　　周恩來等人剛剛住進駐地“萬花嶺別墅”，蘇聯外長莫洛托夫便前來拜訪。莫洛托夫囑咐周恩來，要當心別墅里被人安裝竊聽裝置，最好不要在室內談論機密話題。后來，周恩來、王稼祥、張聞天等人總是在別墅前的草坪上商量要事。

　　4月26日早上，日內瓦會議如期開幕。窗外雖然陽光燦爛，但會場卻陰云密布，兩個陣營的人敵對情緒十分嚴重。

　　會議開始前，杜勒斯便明確表示，自己的席位不能和周恩來挨著。其實，按照國際慣例，各國席位按英文字母順序排列，美國和中國也不會挨著，但杜勒斯仍然不滿意，他要求自己的席位不與任何東方陣營國家相鄰，最好讓南朝鮮代表排在美國旁邊。

　　會議在萬國宮“西班牙廳”開幕，座位被排列成圓環狀。從當時留下的照片可以看出，每個代表一個桌子，誰跟誰也不挨著。

　　日內瓦會議的第一階段討論朝鮮問題，可是雙方對這一問題所持的立場相差太遠，基本上沒有對話的可能，會場很快陷入到無休止的爭論和拖延中。

　　對抗情緒甚至從會場蔓延至場外，坊間流傳甚廣的美國國務卿杜勒斯拒絕與周恩來握手的橋段，就發生在此時。

　　據美國代表團成員亞歷克西斯·約翰遜回憶：“那天（1954年4月27日）杜勒斯走進萬國宮的休息室，正巧周恩來也在里面，看到杜勒斯進來，周恩來從屋子那邊走來，像往常那樣溫文爾雅地帶著笑意打算和杜勒斯握手……杜勒斯瞥了一眼旁邊那些正等著拍攝這個帶有和解象征意義照片的攝影記者們，很快背過身去，不理會周恩來伸出的手。”

　　這一說法不但在中國流傳甚廣，甚至在美國也廣為人知。美國總統尼克松在回憶錄中寫道：“我知道，1954年在日內瓦會議時福斯特·杜勒斯拒絕與周恩來握手，使他深受侮辱。因此我走完舷梯時決心一邊伸出我的手，一邊向他走去。當我們的手相握時，一個時代結束了，另一個時代開始了。”

　　杜勒斯拒絕與周恩來握手的情節，雖然極具戲劇性，但是經過深入研究后錢江認為，這個“拒絕握手”的故事很可能是子虛烏有。

　　中國代表團秘書長王炳南在回憶錄中寫道：“國聯大廈會議大廳有好幾個入口，我們同美國代表團不是從同一個門進入會場，不可能碰到一起。會議中間有15分鐘的休息，代表團成員可以到餐廳、酒吧間去吃點心、喝咖啡、茶和酒，我們代表團從不和美國代表團聚在一起。而且，當時總理非常審慎和嚴謹，杜勒斯是反共頭子，總理從來就沒想去和他握手，因此從客觀到主觀都不存在總理主動去握手而遭到拒絕的可能。”

　　后來，錢江又就“握手”問題采訪了代表團成員李慎之。李慎之也表示，沒有在現場看到傳說中的“握手”。

　　錢江對記者說：“參觀過萬國宮的人都知道，會議廳是圓形的，有很多出口，與會代表各走各的門，各有各的休息區，基本上不會碰到一起。這種設計就是為了避免出現外交上的尷尬場面。”

　　“握手被拒”雖然是個訛傳，但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日內瓦會議剛開始時，雙方劍拔弩張的氣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