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迎接建國70周年的日子里，我拜訪了參加開國大典的年輕人陳震中。

　　很早我就從書上知道陳震中先生1946年6月23日作為上海各界人士代表團的11位成員之一，赴南京作“反內戰，要和平”的請愿，可是書上對他的具體情況介紹得很少。甚至還有的書上用一個“等”字，把他的名字省略掉的。30多年前，雷潔瓊副委員長在向我們講“下關慘案”時，著重提到在“下關慘案”中，被特務打得流血最多的、幾乎打得像死人一樣的是陳震中，這一下引發我對陳震中的景仰。

　　后來我又向趙樸初先生、梅達君先生打聽，知道陳震中在“下關慘案”前是美國辦的圣約翰大學的學生會主席。因為提出在中國領土上的大學不能只掛美國國旗，應當再掛上中國國旗，被校方罷去學生會主席職務，而學生仍然擁戴他為主席，于是雙方發生了爭執。學生把美國國旗降下來升上中國國旗，而校方再把中國國旗降下來升上美國國旗，幾個回合爭下來，學生砍斷了旗桿，留下了1米高的矮旗桿。那1米高的旗桿，在學生眼里成了學校的“三件寶”之一。這一下引起了我的心潮涌動。1958年我在圣約翰大學舊址上新建的上海社科院讀書時，幾乎天天看見那件寶，每次都會閃出當年那些愛國學生的形象，卻不知那些學生的帶頭人陳震中。自從知道后，更加讓我盼望有朝一日能見一見陳先生。

　　在迎接建國70周年的日子里，我又想起有文章講過的一個情節。陳震中是第一屆全國政協中最年輕的委員，是參加開國大典中最年輕的一位。更有趣的，他是唯一的父子二人一起參加政協、一起參加開國大典的在世當事人。強烈的求教情懷，讓我走進了陳震中的病房。

　　當我說他父親是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國民主建國會兩個參政黨的創始人之一時，他講了一個生動故事。陳震中先生是1945年在圣約翰大學加入地下黨的。他父親陳巳生是1941年加入共產黨的。可是，陳震中只曉得父親思想進步，不曉得父親是共產黨員。上海解放前夕，中共中央上海局書記劉曉要陳震中帶個文件給他父親。他一看這是黨內文件。“父親不是黨員，怎么可以帶給他？”有點納悶。就是在1949年他父子倆同登天安門城樓時，他也只知道父親是進步資本家，不曉得父親是中共黨員。

　　當我問起下關慘案時，他不說他挨打的事，只說周恩來從他病房的窗戶上看見中山陵，說：“蔣介石的行徑違背了中山先生的教導。”

　　當我說起開國大典時，他說：“我參加‘六二三’是以學生身份，我參加開國大典也是以學生身份。我永遠是學生。”這是他的謙虛。他出席開國大典，是作為上海市第一屆學聯主席、中華學聯副主席去北京的。

　　說了沒幾句，護士到門口示意時間到。我只得依依不舍地離開。可是陳老堅持要送我出門。他身體欠佳，我怎忍心讓他送？他說：“你文章講趙樸老送臺灣和尚的故事，給我印象很深。我從小生活在樸老身邊，應當學習樸老的優良作風。”

　　除了英勇頑強，為人謙遜會不會也是陳老能登上天安門的品格呢？我離開陳老后這樣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