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多年前誕生的生活書店，是中國現(xiàn)代出版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鄒韜奮、徐伯昕、胡愈之、張仲實等知識分子，帶領生活書店同人出版抗日救國抗戰(zhàn)刊物、發(fā)行大量進步圖書，這一出版機構在經(jīng)營管理上有哪些奧秘？日前一批有關生活書店的史料由上海韜奮紀念館整理面世，第一輯《生活書店會議記錄1933-1937》由中華書局影印出版，首次完整呈現(xiàn)了生活書店的創(chuàng)辦、發(fā)展及管理細節(jié)，是對《生活書店史稿》《店務通訊》等已出版史料的有力補充，也是研究近代文化史、社會史及出版史的重要資料，具有較高文獻研究價值。

　　比如《譯文》1934年創(chuàng)刊于上海，是魯迅晚年花費精力最多的雜志，最初正是由上海生活書店印行，至1935年9月出至第13期停刊，魯迅與生活書店結束合作，也傳出魯迅與鄭振鐸等人的隔閡。他們之間究竟有哪些矛盾？

　　“在這本書沒有發(fā)布出版以前，談到生活書店和魯迅的關系，大多主要著眼于人事矛盾上?，F(xiàn)在看會議記錄里面寫得很清楚，《文學》月刊和《太白》半月刊發(fā)行量都達1.2萬冊，但《譯文》月刊每期平均下來大概是3200份，訂戶約300個，這個數(shù)字并不是很多?！比涨霸卩u韜奮母校上海交通大學舉行的《生活書店會議記錄1933-1937》出版座談會上，復旦大學圖書館館長陳思和談到，結合會議史料可以發(fā)現(xiàn)，對生活書店來說停掉《譯文》無可厚非，當時還有《世界文庫》等同類型刊物，讀者分散了。

　　生活出版合作社第一屆理事會會議記錄，包括《譯文》等旗下刊物發(fā)行情況

　　1934至1935年是中國“雜志”年，大大小小雜志如雨后春筍，競爭激烈。《譯文》銷路一般，3000冊左右，每本折本二分，同時書店每月要支付約200元稿費。相比同時四大雜志之一的《世界知識》――創(chuàng)刊號一版印了4000冊，一搶而空，再版4000冊，又是脫銷，訂戶六七百；《太白》創(chuàng)刊號1.2萬冊，訂戶近1000，《譯文》的銷量并不理想。

　　“準確地說，停刊更多是根據(jù)市場供需決定的。這也說明一個問題，任何一家出版社都有兩重性，一是傳播文化的重要渠道，另一方面走市場，怎么權衡對知識分子經(jīng)營的出版社是一大考驗。”陳思和說，公開影印的這批史料，沒有經(jīng)過任何修飾遮蔽，這一點很重要，對學術界和出版經(jīng)營研究都有啟迪。

　　《生活書店會議記錄1933-1937》

　　上海韜奮紀念館編

　　中華書局

　　生活書店會議記錄計劃分三冊影印出版，第一冊《生活書店會議記錄1933-1937》，自生活書店在滬創(chuàng)立后第一次社員大會召開起，至抗日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生活書店總店遷至漢口止，包括《社員大會會議錄》《第一屆理事會會議記錄》《第二屆理事會會議記錄》《人事委員會會議錄》《人事委員會會議錄第二冊》《人事委員會會議錄（第三冊）》《臨時委員會會議錄（一）》（遷漢前部分）。

　　這批檔案信息量大、自成體系，泛黃紙頁上留存著韜奮、徐伯昕、張仲實、畢云程等生活書店管理者的簽名，章程的制定、制度的修改、人員的安排、店務的處理等體現(xiàn)了“經(jīng)營集體化、管理民主化、盈利歸全體”的生活出版合作社經(jīng)營管理原則……

　　從館藏會議記錄的形態(tài)可以看出，當時的會議記錄最初是記在便箋上，會議結束后再謄抄到專門的會議記錄本上，出席會議人審閱后簽名，今天看到的會議記錄本都是條分縷析、字跡工整的。會議記錄是按照會議內(nèi)容以時間為序進行裝訂的，偶有錯位者，本次出版時做了調(diào)整。書前選取了韜奮照片、生活周刊社及生活書店相關圖片等作為插頁，其中如韜奮親筆題簽的照片等系首次公布。

　　在上海市中共黨史學會副會長陳揮看來，《生活書店會議記錄1933-1937》的出版用原始資料佐證了當年生活書店創(chuàng)建和運營情況――生活書店實際上是生活出版合作社，直到韜奮第一次出國流亡前夕，才先后召開了第一次社員大會、第一屆理事會、第一次人事委員會會議，這三次會議的召開標志著生活書店民主體制雛形逐漸形成。關于備受關注的魯迅和生活書店的關系，也有了還原事實真相的有力佐證。

　　“生活書店相對當時上海那些最主要的出版社、出版機構，在經(jīng)營管理方面非常獨特――商務印書館實行一處三所制，基本是垂直管理，完全按一家現(xiàn)代企業(yè)運作；而生活書店不同，它的最高權力機構是社員大會，另外還有理事會和人事委員會，讓社務民主化，大家都來參與，共同推進事業(yè)發(fā)展?！鄙虾Ｉ缈圃簹v史所研究員周武說，《生活書店會議記錄1933-1937》原汁原味呈現(xiàn)了早期生活書店內(nèi)部管理運營機制，豐富深化對韜奮一代知識人的理解，就其史料價值而言，大致可歸結為三個方面：

　　一是“正史之訛”，如魯迅與生活書店的關系，鄒韜奮“流亡”及其經(jīng)費來源等，借助會議記錄可得到厘清;二是“糾史之偏”，過去講生活書店，差不多只講韜奮的貢獻，較忽略理事會和人事委員會其他人作用，這部會議記錄可糾正這類偏頗；三是“補史之闕”，譬如臨時委員會，以前關于生活書店的論述幾乎都不曾提及，從這部會議記錄可以看出這個委員會在生活書店早期史中曾扮演過重要角色。

　　據(jù)悉，韜奮紀念館館藏生活書店會議記錄擬分三冊影印出版，第二輯《生活書店會議記錄1938-1939》將于今年出版，有關生活出版合作社臨時委員會會議記錄，涉及總店從上海遷移到漢口，再從漢口到重慶，成立總管理處、編審委員會，修改社章，設立分支店等生活書店重大歷史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