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1918年-2004年），革命家、教育家、史學家。代表作有《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簡史》、《中國革命史的幾個問題》、《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講話》、《流逝的歲月：李新回憶錄》等，與他人合著并擔任主編的有《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通史》（四卷本）等。上世紀80年代末期主編兩套大型史書：《中國革命史》（全書十二卷）和《中華民國史》（全書十三卷）。

　　李新先生治學嚴謹，勇于創新，在許多學術問題上有獨到見解，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和中華民國史兩個學科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他的特長和最重要的學術貢獻是組織開展大型研究項目和主持編寫大型史書。這兩個項目涵蓋了20世紀前半葉的所有重大事件。

　　李新先生是那種人生難得一遇的老革命、老干部和史學大家的混合體

　　李新先生是我讀碩士研究生時的導師，我是他指導的最后一名學生。那時，先生年事已高，編書的任務很繁重，因我已有十余年工作經歷，他對我比較放手。盡管我與先生的接觸不算很多，但他留給我的印象卻是非常獨特的。

　　李新先生操四川口音，待人和藹，十分健談。一兩次接觸之后，我便感到，他是那種人生難得一遇的老革命、老干部和史學大家的混合體，閱歷豐富，見多識廣，又直言不諱，絕少教條氣息。那種天南海北、無拘無束的談天便是他為我授課的方式。回想起來，先生的教誨有四點令我終身受益。

　　其一，先生反復強調的一個觀點是“歷史最寶貴的品格就在于真實”。他常說，史學與文學、藝術不同，文學和藝術追求的是“善”與“美”，而歷史研究追求的是“真”。求真并不容易。一方面，歷史本身極其復雜，充滿種種矛盾現象；另一方面，歷史寫作不免受到現實環境限制。他說，寫信史就得說真話，絕不能說假話。在先生看來，一個好的歷史學家，必須首先是一個正直的人。

　　其二，對于學生，先生的要求是嚴格的，最看重的一點是勤奮。他經常告誡我，做歷史研究一定要坐得住冷板凳，一定要掌握第一手資料，言出有據。他總說，搞史學的人不一定要很聰明，但一定要耐得住寂寞。只要勤奮，慢慢積累，總會有所發現，有所收獲。我畢業論文的選題是“抗戰前期國民政府的對美政策”。這個題目當時比較新鮮，很快得到先生認可。在我動筆寫作時，他反復詢問的是收集的史料是否已經足夠，是否能做到孤證不取。先生主張“論從史出、以史帶論”。對于那種還沒研究就預設觀點，然后再拼湊史料的做法，先生是很不屑的。

　　其三，對于文風文字，先生一貫提倡精煉、平實、準確。我以為這與先生強調史學在于求真這一點互為表里。這個要求看似平常，真正做到很不容易。從事歷史研究的時間越長，對這一點的體會就越深。用寥寥數語把一個復雜的歷史過程概括清楚，用平實的語言勾勒出歷史的波瀾，這頗費斟酌，也最見功力。而“準確”所包含的不僅是對史實的把握，也包括文字表達和詞匯運用。記得我在畢業論文中寫道，珍珠港事件發生后，國民政府的官員們極為興奮，彈冠相慶。先生即指出，“彈冠相慶”一詞專用于同僚中有人升官而眾人慶賀，放在這一場合屬于用詞不當。

　　其四，先生思想活躍。他總說，做研究工作一定要善于獨立思考，不能拘泥于成說。然而，他在主張思想解放的同時，也強調尊重常識、保持常人見解的重要性。先生認為，事物都具有多面性，革命不能因循守舊，改革必須有所創新；過去犯“左”的錯誤，一個重要原因是偏離常識，在分析問題時把某個方面推向極端。先生以對人性的認識為例說，過去只強調人性帶有階級性的一面，而否認有超階級的一面，比如母愛就是人類一種普遍的情感。我以為，先生的這種認識是深刻的，也是他反思歷史的一個結晶。在他的革命生涯和學術生涯中，這類事情經歷得太多。先生的思考對我日后從事研究工作啟發頗多。在梳理改革開放的歷程時，我常想，我國的改革，不就是既有創新，又有向常識的回歸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