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了黨和國家歷史上的偉大轉折。全會之前，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召開了為期36天的工作會議。這本來是一次主要討論經濟工作的會議，但突破原定議題，圍繞黨的工作重點轉移，討論了若干重大問題，為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具有深遠影響的重大決策，實現歷史轉折，作了充分的準備。

　　中央工作會議能夠突破原定議題，黨和國家的歷史能夠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發生轉折，固然有著深刻的社會歷史原因，有其歷史必然性，但與鄧小平的重大作用也是分不開的。如果沒有鄧小平在關鍵時刻的指導和推動，這兩次會議就不可能具有偉大轉折的意義，這次偉大的歷史轉折也就不可能順利到來。

　　一、奠定思想基礎

　　鄧小平率先反對“兩個凡是”的錯誤指導方針，大力提倡實事求是，支持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為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歷史轉折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結束持續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后，中國百業待舉，面臨向何處去的重大歷史關頭。廣大干部群眾強烈要求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在思想、政治、經濟、文化、組織等各個領域進行撥亂反正，使中國從危難中重新奮起。但是，這種要求遇到“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的嚴重阻礙，黨和國家的工作在前進中出現徘徊的局面。

　　客觀地講，粉碎“四人幫”后，要人們立即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有清醒的認識是不現實的。但是，隨著揭批“四人幫”運動的深入，人們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與實踐逐漸有所認識，并經常觸及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問題。到這時，歷史向人們提出了這樣的難題：要總結黨的歷史經驗，徹底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就不能不糾正毛澤東晚年的錯誤。這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如果因為毛澤東晚年的錯誤而不能正確地評價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那就會否定黨和人民奮斗的歷史，因而也就無法真正解決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如何解決這個歷史難題，當時黨內存在著兩種不同的思路。

　　一種是“兩個凡是”的思路，也就是在揭批“四人幫”的同時，在毛澤東生前定下的“三七開”的框架內，部分地對“文化大革命”實踐上的某些錯誤進行有限的糾正，對“文化大革命”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和主體部分的實踐極力維護，對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則不許觸及。這種思路在實踐中的發展趨向，基本上還是“以階級斗爭為綱”的老路。

　　另一種是實事求是的思路，也就是既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正確評價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又實事求是地糾正毛澤東晚年的錯誤，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路線、方針和政策。這種思路在實踐中的發展趨向，將是一條既繼承“文化大革命”前17年中被實踐證明是正確的理論原則、方針政策和實踐經驗，又實事求是地在實踐中不斷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的新路。

　　兩種思路的交鋒，不可避免地在諸多重大問題上表現出來。

　　粉碎“四人幫”后不久，這種交鋒便體現在平反冤假錯案問題上。新中國成立后的歷次政治運動特別是“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大量冤假錯案，這些問題不解決，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不可能出現，一心一意搞經濟建設也是不現實的。而要解決這些問題，當時最大的突破口是恢復鄧小平的工作和為1976年天安門事件平反。在這兩大問題上，盡管人民群眾以各種方式表達他們的意愿，一批老一輩革命家也以不同方式一再呼吁，但還是遇到來自“兩個凡是”的阻力。1977年7月，中共十屆三中全會恢復了鄧小平的領導職務，但是，天安門事件并沒有得到平反，許多冤假錯案也還沒有得到公正的解決。

　　在鄧小平的領導和推動下，“文化大革命”的重災區――教育、科技、文藝戰線率先開始撥亂反正并取得非凡成績，但在“兩個凡是”的禁錮下，撥亂反正步履維艱。

　　撥亂反正已經起步，但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并沒有從根本上明確。“兩個凡是”成為一種新的思想禁錮，為撥亂反正設置了重重障礙。嚴峻的現實表明，政治、經濟、文化層面的爭論，實質上根源于堅持“兩個凡是”指導方針還是堅持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問題。因此，政治、經濟、文化層面的爭論不可避免地要上升到思想路線層面。

　　堅持實事求是思想路線還是堅持“兩個凡是”方針的爭論，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才最終見分曉。這個過程大體經歷了三個大的階段，而這三個階段都是與鄧小平的大聲疾呼和積極推動分不開的。

　　第一階段，鄧小平率先批評“兩個凡是”，提出要完整地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倡導恢復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開啟了大規模思想解放運動的先河。

　　還在“兩個凡是”剛剛出籠的1977年2月，尚未恢復工作的鄧小平就敏銳地覺察到其錯誤的實質和危害。他在同王震談話時，對“兩個凡是”提出異議，認為這不是馬克思主義，不是毛澤東思想。4月10日，他致信華國鋒、葉劍英和中共中央，指出：“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5月24日，他在同王震、鄧力群談話時說：“按照‘兩個凡是’，就說不通為我平反的問題，也說不通肯定一九七六年廣大群眾在天安門廣場的活動‘合乎情理’的問題。把毛澤東同志在這個問題上講的移到另外的問題上，在這個地點講的移到另外的地點，在這個時間講的移到另外的時間，在這個條件下講的移到另外的條件下，這樣做，不行嘛！”

　　為了反對“兩個凡是”，鄧小平提出了“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的概念。與此同時，他大力提倡實事求是，作為反對“兩個凡是”的思想武器。7月21日，他在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上講話時指出：“我說要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作指導的意思是，要對毛澤東思想有一個完整的準確的認識，要善于學習、掌握和運用毛澤東思想的體系來指導我們各項工作。只有這樣，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澤東思想，損害毛澤東思想。”在8月召開的中共十一大上，他明確強調要恢復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和作風。

　　在鄧小平的影響和推動下，一些老一輩革命家紛紛發表文章，批評“兩個凡是”。在這種背景下，一場思想解放運動不可避免地就要到來了。

　　第二階段，鄧小平以敏銳的政治眼光，看到關于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重大意義。他在多種場合批評“兩個凡是”，并給予堅持實踐標準的同志以明確而有力的支持，推動了思想解放運動的深入。

　　鄧小平強調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指導工作，強調實事求是，實際上提出的是一個重大的政治原則問題，即如何看待毛澤東思想。在鄧小平的呼吁和推動下，人們開始思考：判斷真理的標準是什么？伴隨著撥亂反正的歷史進程，一些老一輩革命家和理論工作者的認識日益接近問題的核心，提出了如何認識理論與實踐的關系問題，也就是如何認識判斷真理的標準問題。這種問題的提出，實質上是要求拋開阻礙社會進步的僵化、保守觀念，以實踐作為檢驗真理的標準，實事求是地評價過去的一切，實事求是地探索新的道路。這種要求終于通過1978年5月《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的發表，以及由此引發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而迸發出來。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實際上批判了“兩個凡是”的觀點，進而涉及盛行多年的思想僵化和個人崇拜。它切中“兩個凡是”的要害，立即引來堅持“兩個凡是”的人的責難、批評和壓制。

　　在這關鍵時刻，鄧小平表明了態度。5月30日，他在同胡喬木等人談準備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講話的內容時，尖銳地指出：“只要你講話和毛主席講的不一樣，和華主席講的不一樣，就不行。毛主席沒有講的，華主席沒有講的，你講了，也不行。怎么樣才行呢？照抄毛主席講的，照抄華主席講的，全部照抄才行。這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這是當前一種思潮的反映。”“歸根到底，這是涉及什么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什么是毛澤東思想的問題。毛澤東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東西就是實事求是。現在發生了一個問題，連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都成了問題，簡直是莫名其妙！”6月2日，他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有一些同志天天講毛澤東思想，卻往往忘記、拋棄甚至反對毛澤東同志的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這樣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根本方法。”“他們的觀點，實質上是主張只要照抄馬克思、列寧、毛澤東同志的原話，照抄照轉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說這是違反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違反了中央精神。”

　　此后，鄧小平多次找人談話，明確表示肯定和支持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繼續批評“兩個凡是”。7月21日，他在同中央宣傳部部長張平化談話時告誡說：不要再下禁令、設禁區了，不要再把剛剛開始的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向后拉。7月22日，他在同胡耀邦談話時指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是馬克思主義的。爭論不可避免，爭得好。引起爭論的根源就是“兩個凡是”。8月19日，他在聽取文化部負責人黃鎮、劉復之匯報后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是馬克思主義的，是駁不倒的，我是同意這篇文章的觀點的，但有人反對，說是反毛主席的，帽子可大啦。要讓人說話，現在剛剛講了一下，就說是針對毛主席的，那怎么行呢？

　　9月，鄧小平出訪朝鮮回國后，到東北三省視察。9月16日，他在長春聽取中共吉林省委負責人王恩茂等人匯報后發表講話，指出：“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關鍵還是實事求是、理論與實際相結合、一切從實際出發。這是政治問題，是思想問題，也是我們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現實問題。”他再次批評“兩個凡是”，闡明怎樣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這個大問題，指出：“大家知道，有一種議論，叫做‘兩個凡是’，不是很出名嗎？凡是毛澤東同志圈閱的文件都不能動，凡是毛澤東同志做過的、說過的都不能動。這是不是叫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呢？不是！這樣搞下去，要損害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的基本點就是實事求是，就是把馬列主義的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9月17日，他在聽取中共遼寧省委負責人曾紹山等人匯報后，再次強調堅持實事求是的問題，指出：“不恢復毛主席樹立的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四個現代化沒有希望。我們要根據現在的國際國內條件，敢于思考問題，提出問題，解決問題。千萬不要搞‘禁區’。‘禁區’的害處是使人們思想僵化，不敢根據自己的條件考慮問題。”

　　在鄧小平堅決而有力的支持下，真理標準問題成為全黨全國人民所關注的重大政治問題，真理標準問題討論成為一場全國規模的思想解放運動。不僅理論界積極參加這場討論，而且中央黨、政、軍各部門，全國絕大多數省、市、自治區和各大軍區的黨委都對真理標準問題進行了討論，主要負責人通過發表談話、講話或撰寫文章，表示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支持，并聯系本地區、本部門的實際，高度評價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重大現實意義。這場大討論不僅沖破了“兩個凡是”的禁錮，推動了各條戰線撥亂反正的開展，而且為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和歷史轉折的實現作了重要的思想準備。

　　到這時，堅持“兩個凡是”的人已是四面楚歌，一場思想解放運動終成燎原之勢，然而，這場大討論還沒有完結。

　　第三階段，鄧小平密切關注中央工作會議內外關于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情況，及時發表講話，闡明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重大意義，為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奠定了基礎。

　　在中央工作會議的議題中，沒有關于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內容。但在會議開始后，不少與會者在發言中表示肯定這場討論，并對“兩個凡是”提出了批評。

　　11月25日下午，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汪東興聽取中共北京市委林乎加、賈庭三和共青團中央韓英、胡啟立匯報天安門事件平反后的群眾反映。匯報后，中央政治局常委發表了談話。鄧小平說：“我們一定要高舉毛主席的偉大旗幟。毛主席的旗幟是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團結的旗幟，也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旗幟。”“現在報上討論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得很好，思想很活潑，不能說那些文章是對著毛主席的，那樣人家就不好講話了。”

　　鄧小平的談話內容很快在會上傳開，產生了重大影響。有些與會者認為這是中央對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一個正式表態。一些堅持“兩個凡是”的部門負責人認為再也頂不下去了，只好出來表明態度。他們在發言中仍然堅持“兩個凡是”，并為自己辯護。11月27日，毛澤東主席著作編輯出版委員會辦公室的一位同志發言，不贊成把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看成是政治問題、路線問題、關系國家前途命運的問題，不贊成已見諸多種報刊的“來一個思想解放運動”“反對現代迷信”等口號。上述發言在簡報上登出后，立即引起絕大多數與會者的不滿。

　　從11月28日開始，圍繞真理標準問題，會議進行了熱烈討論。在討論中，大家進一步擺脫“兩個凡是”的束縛，按照實事求是的原則，繼續解放思想，普遍地提高了對真理標準問題討論重要意義的認識。許多與會者指出：從前一段討論的情況看，它已不是一般的思想認識問題，而是關系到如何總結“文化大革命”的教訓、總結歷史經驗的問題。如不解決這個問題，用什么標準來判定思想理論是非？怎樣得出真正的經驗教訓？所以這既是理論問題，更是政治問題。與會者指出：我們要把維護毛主席的威信和解決“文化大革命”的遺留問題統一起來，在肯定毛主席偉大功績的前提下去處理遺留問題。堅持毛主席倡導的實事求是原則，只能增添毛澤東思想的光輝。

　　有的與會者指出：在真理標準問題上的分歧，實質是兩種指導思想的分歧。這種分歧現在已經公開化、表面化了，已經不能回避。這是黨內的一場嚴肅的政治斗爭，斗爭的焦點在于是否能夠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這個問題不解決，是非就搞不清，工作重點轉移也無法順利進行。有的同志提出，希望這次會議能把全黨的思想統一起來，要求中央主要負責同志對真理標準問題明確表態，以徹底解決思想路線問題。

　　真理標準問題的爭論在這次會議上再掀波瀾，說明在新的歷史時期到來之際，人們的思想認識尚未統一。在這關鍵時刻，鄧小平再次把握方向，在12月13日的講話中高度評價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并把解放思想和實事求是統一起來，深刻闡述了黨的思想路線問題。他指出：“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們才能正確地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解決過去遺留的問題，解決新出現的一系列問題，正確地改革同生產力迅速發展不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確定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具體道路、方針、方法和措施。”“目前進行的關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實際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爭論。大家認為進行這個爭論很有必要，意義很大。從爭論的情況來看，越看越重要。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只有解放思想，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我們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才能順利進行，我們黨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也才能順利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爭論，的確是個思想路線問題，是個政治問題，是個關系到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的問題。”

　　鄧小平的講話不僅對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最后結局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而且為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奠定了基礎。根據鄧小平的講話精神，十一屆三中全會對思想路線問題展開深入討論，高度評價了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認為這對于促進全黨和全國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線，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全會批判“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強調黨中央在理論戰線上的崇高任務，就是領導、教育全黨和全國人民歷史地、科學地認識毛澤東的偉大功績，完整地、準確地掌握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加以發展。

　　盡管后來各地還搞了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補課”，但到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時，已經正確地解決和端正了黨的思想路線問題。正是由于端正了思想路線，全會才能解決一系列重大問題，作出一系列重大決策，實現了歷史轉折。這一切，都是鄧小平積極引導、支持和推動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