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改革開放決策前后的一段時間里，李先念負責主持國務院日常的全面工作，他一面撥亂反正，狠抓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一面按照周總理提出的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目標，積極探索實現這一目標的新路徑。在改革探索中，他提出把擴大企業自主權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突破口。

　　當時，全國共有大中小企業40多萬個，原有的經濟體制，導致許多企業高投入，低產出，高積累，低效益，這是困惑人們的一大難題。從哪里下手進行改革？李先念反復考慮，決定把突破口選在擴大企業自主權上。他說，“經濟要搞好，首先是企業要搞好，要擴大企業自主權?！币簿褪钦f，要改變過去那種政企不分、統得過死、吃大鍋飯、企業負擔過重等問題。

　　1979年初，李先念指示國家經委要認真研究擴大企業自主權的問題，搞出一個文件來，進行試點。經過一番調查研究，國家經委搞出了“擴權十條”。但是在具體實施過程中，財政部有顧慮，因為過去企業的全部收入都是直接上交國家財政的，企業無權自行支配；如果放了權，讓了利，財政部擔心國家財政收入減少，不利于收支平衡。不過，由于李先念深刻了解我國財政體制的弊端，所以財政部又花了很大力氣與國家經委反復研究，搞出了五個文件，圍繞放權讓利、搞活企業作出一些新的規定，兼顧了國家、企業、職工個人三者的利益，易于調動企業和職工的積極性。1979年下半年，國務院將這五個文件正式下發，這有力地推動了我國企業體制改革邁出重要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