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11月8日，記者節，讓我們在這個特殊的日子來緬懷一位卓越的報人――戈公振。在中國新聞史上，他的名字是那么的耀眼而深刻。他不僅是個編輯、報人，還是我國最早的報史專家。著名新聞記者陸詒先生曾對戈公振作過切中肯綮的評價：“跟戈先生同時代做跑腿執筆的新聞記者，有許多已經成了現在的達官要人，他們被汽車，衛兵，洋房，美人和一切優越富麗的享受，弄得目眩頭暈了，喪心病狂的忘盡了新聞記者職業的神圣，毅然將新聞記者這個頭銜，當做升官發財的階梯。但我們戈先生卻沒有這樣做。這并不是他沒有這種賣身投靠的機會，而是因為他忠誠于新聞事業的服務，愿意為新聞事業盡瘁而死。”

　　“我要到上海找工作去”

　　1912年，22歲的江蘇省東臺縣青年戈公振進入《東臺日報》擔任圖畫編輯。但他入職僅一年，《東臺日報》即停刊。然而年輕的戈公振志存高遠，面對當時家鄉的守舊風氣和閉塞落后的現狀，他已萌生去意。戈公振后來曾對侄子戈寶權說，“老待在這個家鄉沒有出息，我要到上海找工作去”。

　　第二年，經當地開明鄉紳夏寅宮介紹，戈公振在上海拜識了上海報界知名人士狄楚青。之后他先在狄楚青創辦的有正書局圖畫部當學徒，翌年調入《時報》館，從此正式踏入新聞界，由校對、助理編輯、編輯一路升至總編。其間酷愛美術的戈公振于1920年首創以反映中外大事為主、用道林紙銅版精印的《圖畫時報》。《圖畫時報》甫一亮相，即深受讀者歡迎。對此戈公振深有感觸地說，“文義有深淺，而圖畫則盡人可閱；紀事有真偽，而圖畫則赤裸裸表出。蓋圖畫先于文字，為人類天然愛好之物。雖村夫稚子，亦能引其興趣而加以粗淺之品評”。《圖畫時報》的創刊，被視為我國畫報由此前的“石印時代”躍入“銅版時代”，也是我國報紙增辟現代畫刊之濫觴。1925年他編輯的《中國圖案集》由有正書局出版發行，該書也具有開創我國古代圖案和民間圖案整理工作之先河的意義。

　　當然，最能凸顯戈公振作為一名報人身份的特質，則莫過于他的新聞理念。就在《中國圖案集》一書問世的1925年，戈公振所編《新聞學撮要》一書出版發行。他在該書“序言”中寫道：“新聞學是與各種學問，都有密切關系的。報紙在社會上與任何方面都不能不接觸的。所以新聞記者，應研究的學問很多，而可利用研究的時間很少。但是無論如何，我們卻不能不尋出工夫去研究它。”這番話中透露的，就是作為報人，必須讓自己所辦的報紙介入社會，擔負起報道真實新聞的職責意識。

　　梁啟超也在為該書作的序中寫道：“斯編組織完善，章節明晰，且于報界之甘苦難易，反復道之。使學者勿無端入此界，勿輕易入此界，與入此界后勿因現狀之未著而灰心于此界：斯蓋先得我心，久蓄而未發者也。”梁啟超強調的正是作為報人的社會責任心，他還稱贊道：“戈君從事時報十有四年，獨能虛心研究及此。予喜其能重視其職業，與此書之裨后來者也。”

　　《新聞學撮要》一書上市后很快售罄，四個月后再版。戈公振在《再版的序》中寫道：“此書的第一版，居然有人歡迎，立刻銷售罄盡，這是編者所非常欣慰而以為榮幸的。并且得了讀者的指教不少，更使我非常感謝。”

　　戈公振在這年11月決意發起組織報學研究會，并連續召開籌備會議。會上將研究會組織定名為“上海報學社”，并于月末在大夏大學禮堂舉行“上海報學社成立大會”，到會成員有50多人。戈公振在會上發表演說時講到“中國自漢即有邸報，為世界最早之報紙。現與各國比較，幾至落伍，甚屬可恥！交通不便，亦為報紙發達之阻礙。然人材缺乏，更為阻礙之重大原因”。

　　隨后在戈公振主持下，出版社刊《言論自由》，并蜚聲海上。之后不僅有“光華”等大學報學系學生加入該社，蔣光堂、成舍我等新聞界知名人士也紛紛加入。

　　其時戈公振還在上海南方大學報學系及報學專修科講授“訪事學”，課外組織“南大通訊社”學生外出采集新聞，以提供給上海一些報紙刊登。

　　其時戈公振又在撰寫《中國報學史》一書。為寫這本書，他已做了多年資料準備工作，如為尋覓史料，他曾在《時報》上刊登“訪求舊報”的廣告，并一次次前往徐家匯藏書樓遍找資料。《中國報學史》問世后，即被業界視為是“將我國新聞史的研究推向一個新的階段”的著述，因為此前這項工作多停留在對地方報刊史研究階段，而由戈公振發端，不僅大大拓寬了新聞史研究的對象和范圍，還“為后來者繼續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礎”。

　　此時戈公振已視報紙的重要超過自己生命。在這篇“自序”中，他還寫道：“蓋報紙者，人類思想交通之媒介也。夫社會為有機體之組織，報紙之于社會，猶人類維持生命之血，血行停滯，則立陷于死狀；思想不交通，則公共意識無由見，而社會不能存在。”字里行間，無不淋漓盡致地凸顯著戈公振身上強烈的報人意識。

　　1928年11月，《中國報學史》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發行，全書約29萬字，這是一本被公認為我國第一部系統而全面地敘述中國新聞事業發展史的專著，它的問世，也奠定了戈公振在中國新聞史研究中拓荒者的地位。后來日本作者編寫《中華新聞史》，林語堂用英文寫的《中國報業及輿論史》，燕京大學美籍教授白瑞華著《中國報業》等，多根據戈公振《中國報學史》提供的材料寫成。而即使書已出版，戈公振仍在孜孜不倦地搜集資料，如1927年冬，他利用出席國際聯盟相關會議的機會，在大英博物館東方圖書室查閱到清嘉慶年間出版的《察世俗每月統紀傳》、道光年間出版的《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時選撮要每月統紀傳》、同治年間出版的《舊金山唐人新聞紙》等原件，這讓他欣喜不已，這也彌補了他早先在查閱資料時，發現“有若干種只存其名而未見其書”的遺憾。后來他憑借這些史料，寫出《英京讀書記》，作為對《中國報學史》的補充。

　　在辦報過程中，戈公振也建立了自己的朋友圈，其中就有中國報界重量級人物鄒韜奮。1925年的一天，他倆由武昌同船回滬，在船上談及如何應對“忙”時，戈公振告訴小他五歲的鄒韜奮，一是“事務雖忙，而我們心里卻要鎮靜得像安如泰山，像水波不興。……有如持明鏡以臨萬象，便覺心安意泰，絕不感忙上加忙”；二是“在做的方面要有系統。對于固定的事，要依重要的程度一件一件的做去，做好一件再做一件，不要分心，不要慌亂。這樣一來，就是外面的事務混亂得像亂絲一樣，我們一根一根的把他（它）抽出整理起來，怕他（它）不由混亂而變為齊整”。這番話也引起了韜奮的共鳴。1929年3月，戈公振應史量才之聘，擔任《申報》總經理，其時戈公振曾邀請韜奮到淞云別墅（今復興中路1196號4號樓）自己新居參觀。韜奮進入戈公振房間，但見里面滿架滿箱堆滿中外新聞書籍和各種報刊，墻壁上也貼滿各國的各種日報、周報，韜奮由是感嘆戈公振對報紙研究之深，覺得他好像把自己嫁給了新聞事業；同時建議他辦一個小型報紙展覽會。戈公振后來曾說：“教我的是狄平子（即狄楚青），識我的是史量才，了解我和愛護我的是鄒韜奮和馬蔭良。”馬蔭良曾任史量才秘書，史量才遇害后，任《申報》館代總經理、總經理。1937年因拒絕日軍對《申報》實行新聞檢查，宣布自動停刊。

　　戈公振的朋友圈除了報界同仁，還有不少作者，后來成為著名作家的陳學昭就是其中之一。1923年初，當時戈公振任職的《時報》發起征文活動，陳學昭的應征文章《我理想中的新女性》刊登了出來。戈公振在給素昧平生的陳學昭寄稿費時，給她寫了一封勉勵信，此舉讓陳學昭受到很大激勵。兩年后，即1925年11月，正在上海愛國女學讀書、并參加進步文學團體“淺草社”的“文學青年”陳學昭，在《時報》館第一次見到了戈公振。陳學昭后來回憶道：“他有一個高高的個子，長而略帶方的面孔，很清秀，戴著一副銀絲（框架）的眼鏡，完全是一個英國式的紳士，態度和說話非常持重。”陳學昭后于1927年5月至1935年兩次赴法國，在戈公振的推薦和幫助下，她先后任《大公報》駐歐洲特約記者和《生活周報》特約撰稿人。后獲得法國克萊蒙大學博士學位。1927年戈公振考察歐洲，6月30日他在巴黎和陳學昭見了面，在后者印象中，“他（戈公振）的生活顯得非常有規律，要做的事情都安排得有條有理，機警、敏捷，不拖泥帶水，也是最遵守時間。最使我吃驚的是：每當看到他的旅行箱，他的箱子里有次序地放著他的手冊、照片，各國的電車票他都保存了下來，有幾張車票后面他還注了字，某月某日某劇院看某戲之類，沒有一點不是精明的。那些照片他拿給我看過之后，又整齊的理好”，“他待人誠懇，為人有涵養，虛心，不多講話，總是聽別人說，自己很少講，也是一個異常厚道的人。我從未聽他說過一句嘲笑或刻薄別人的話，往往提到別人的優點，說這是值得學習的”。還有讓陳學昭難忘的是，1932年她在法國克萊蒙大學撰寫《中國的詞》博士論文，因無資付印，致信戈公振，戈公振當時正在國外考察，接信后即匯去1500法郎資助陳學昭。

　　1935年秋，鄒韜奮、胡愈之致電正在蘇聯的戈公振，希望他盡快回國，共同創辦《生活日報》，以宣傳抗日救國。戈公振接電后，即取道西伯利亞踏上回國行程。在途經海參崴時，他出現了突然昏厥及小便呈青蓮色的異常情況，但并未引起他的重視。10月15日下午，船抵上海，鄒韜奮等前來迎接。在碼頭等候行李時，戈公振迫不及待地向韜奮他們了解上海報界和中國時局近況。話間戈公振也告訴他們，他在旅居蘇聯時，親眼看見拉丁化新文字的偉大作用，所以日后他將努力推行拉丁化新文字，這次回國就帶了許多關于拉丁化新文字的材料，他會整理出來，提供國人參考。

　　當晚，戈公振下榻于新亞酒店。他告訴韜奮，打算在上海休息兩天，然后即趕去南京。但事實上戈公振根本休息不下來。第二天一早，他即去拜訪狄楚青，下午約馬蔭良至哈同路（今銅仁路）257號史量才靈堂進行吊唁。又一日會晤李公樸，兩人暢敘積愫。戈公振向李公樸講述了俄國近況和自己考察各國經過，還說到他“本可在莫斯科多住些時候，但眼望自己的祖國這樣的受人欺壓侮辱，感到自己的責任，就覺得有從速返國的必要”。談到國內形勢時，戈公振說：“只要國人肯努力，中國定有救。”此外他還到《時報》館訪問友朋。

　　連日忙累，戈公振終于病倒了，未及赴南京先住進了虹橋療養院病房。上海市紅十字醫學院醫生黃秉奇、梁福蓮初診為瘧疾和肝炎，后診斷為盲腸炎，需手術。10月21日做手術后，戈公振全身出現紅疹，入夜開始高燒；至晨呼吸急促，驗血后發現血里有毒。此時戈公振自知病情嚴重，連忙召來妹妹紹怡，告訴她，他身后遺稿可請生平好友韜奮整理。中午12時，韜奮接到紹怡告急電話，即和馬蔭良趕到醫院。

　　見到好友，戈公振在病床上斷斷續續地說：“韜奮兄……我的身體太弱……這次恐怕經不住……我有幾句話……我的著作……報學史原想用白話完全寫過……關于蘇聯的視察記，大部分已做好……也叫寶權接下去……還有關于世界報業考察記，材料都已有，可惜還未寫出來……”最后他交代好友：“死我不怕，有件事要拜托你們……我看已不行，請問問醫生，如認為已無效，請她就替我打安眠針，讓我即刻睡去。把身體送給醫院解剖，供醫學研究……”。

　　當天下午二時，一代報人戈公振的心臟停止了跳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