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的李大釗，以淵博的學識和勇于開拓的精神，開辟并領導了共產主義運動和民族解放事業，其讀書治學之道主要可概括為：博覽、求真、務實。這6個字的讀書治學之道，對我們今天的讀書治學仍有重要的借鑒價值。

　　博覽

　　李大釗博通典籍、深思好學。少年時，他的私塾先生曾這樣評價：“嗜讀書手不釋卷，博聞強記，品學兼優。”中學時的同學這樣回憶：“生性儉易，聰爽絕倫，受課之余好讀康梁文字，手把一編，日無暇息。”他的一生，除為革命奔走外，許多時間都伴著黃卷青燈，埋頭苦讀，伏案疾書。李大釗讀書具體數量已不可考，但其著述400余篇，百萬余字，引用國內外書刊500余種。僅1919年5月至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成立，李大釗發表的論文、演講、雜文、講義等就有140篇，平均每6天發表一篇。在一篇談論“彈劾”的短文中，李大釗旁征博引，貫通古今中外，不僅引述《后漢書》《說文》《六書》用作文字考證，而且還用《法蘭西憲章》《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有關條文作詮釋。李大釗所讀的書，可以從他所寫的文章中透露出，他讀過盧梭的《民約論》和托爾斯泰的書，并且深受其影響。

　　日本教育家清水安三曾贊嘆李大釗閱讀量之大，他回憶在北京與李大釗交往的情景時說：“羅素訪問中國時，我只讀過其《自由之路》《形而上學》和《哲學問題》等三部著作，李大釗卻把其所有的著作都讀過一遍。李大釗還用英文讀了布爾什維主義的理論。”李大釗在《言治》上發表的文章、通訊、詩詞共28篇首，從文章中所引述內容及用詞用典，足見其淵博的學識與深厚的基礎。

　　求真

　　李大釗讀書，對書中的議論決不盲從和迷信，而是采取思考、商議的態度。李大釗說：“知識是引導人生的光明與真實境界的燈燭，愚昧是達到光明與真實境界的障礙，也就是人生發展的障礙。”他反對死讀書，認為念書而不思考有可能變成蛀書蟲，好學生不能死啃書本，對世界上的事情毫不關心。他教育子女“不要光在課本上兜圈子，你們也應該學著看一點課外讀物，把眼光放遠大一些。開闊開闊視野才好”。他認為“千古之文章，千古文人之血淚也”。一本好書應“喚醒眾生于罪惡迷夢之中，啟發眾生之天良，覺醒眾生之懺悔，昭示人心來復之機”。絕不應是以“愁怨之聲，凄愴之語，痛人心脾，斷其希望”。他強調讀書要和現實相結合，寫在書上的是前人或同時代人的思考成果，而社會向前發展的進程從未停滯，如何與時俱進地把握時代發展的進程和規律性，變成了讀書時必須的思考。

　　李大釗治學的求真思想還體現在腳踏實地、循序漸進的讀書方式上，他讀書時隨時做筆記，把要點記下來。他認為記筆記的方法可以各取所需：一是看完一本書，把這本書的大綱、要點記下來；也就是把這本書里的精華部分吸收下來，成為自己的東西，不致天長日久就忘得一干二凈。二是寫卡片，把這本書里的主要材料，覺得可以運用的就抄下來。這樣的方法已經化為一種思想和習慣，在李大釗的日常讀書與寫作中隨處可見。但李大釗反對將資料和觀點不加考證和思索的照抄照搬，他援引別人的觀點時總是經過自己消化吸收了的。比如，他曾師從有賀長雄，學習《國法學》，卻在《國情》一文中批判了有賀長雄；他曾師從浮民和民，學習《社會學文獻選讀》，卻也在《大亞細亞主義和新亞細亞主義》中批判了浮民和民。他認為這些老師都是有豐富專業知識的學者，但他們歧視中華民族的觀點和態度是錯誤的，不可取的，必須清除他們思想帶來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