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在上海》王琪森著文匯出版社出版

　　一個偉人與一座城市的邂逅相逢、因緣際會，其產生的時代風云，其演繹的傳奇敘事，正是我寫這部歷史紀實文學《孫中山在上海》的初衷。

　　1911年12月25日，當孫中山結束了在海外整整16年的流亡生活，踏上東海之濱的這塊熱土時，走向共和與夢想獨裁之爭、民族命運與國家前途的前進與倒退之戰、志士仁人與奸人梟雄的陽謀與陰謀之決，正在黃浦江畔、租界內外、十里洋場轟轟烈烈而又驚心動魄地進行著。

　　當我徜徉在歲月的長廊，追蹤偉人的足跡，以歷史的視角，以都市的場景，以人物的悲歡，以紀實的筆觸再現曾經的往事時，內心是頗不平靜的。因為對這段并不算遙遠的往事，我們存在不少史實的遺忘忽略、真相的誤讀扭曲，以及事件的錯判漏錄。在中國近現代化的進程中，上海是最先成熟的城市，為此作出了重大的時代性貢獻。上海開埠后所形成的三大優勢――開放的都市經濟發展優勢、多元的都市文化中心優勢、先進的都市市民意識優勢，使這座城市不僅具有了“江海之通津，東南之都會”的大氣派，而且奠定了“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大格局。為此，孫中山把上海視作他的“第二故鄉”，無論他失敗還是勝利，落難還是榮耀，逆境還是成功，上海都敞開胸懷接納、歡迎、支持他，一位偉人與一座城市就這樣不離不棄、榮辱與共、風雨同舟。因此，應當真實地再現孫中山與上海的歷史風云，努力地挖掘孫中山與上海的時代記憶。

　　如果說武昌城頭的起義槍聲，在黑暗中催生了民國。那么，正是隨著孫中山在海外的歸來，上海成了民國最初的決策之地。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從上海赴南京出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就在出發的前一天傍晚，他對日本友人宮崎寅藏說：“你能給我借上500萬元嗎？我明天要到南京就任大總統了，但卻身無分文。”據查閱史料發現，是上海工商界資助了孫中山700萬兩白銀（當時1兩白銀合1.4元大洋）。無論是辛亥革命前還是民國成立后，上海工商界的李平書、沈縵云、王一亭、虞洽卿、龐濟時等一直給予孫中山巨大的經濟幫助。

　　民國成立后，由于社會的開放、時代的轉型，使中國民族工商業發展進入了黃金期，而上海作為整個中國民族工商業的重鎮，具有引領者的作用，構建了具有近現代意義的工商業體系。孫中山也對上海工商業相當重視，盡力支持、倡導、輔佐，以體現其“實業興邦”的思想。如1912年4月16日，孫中山在辭去臨時大總統后回到上海，就出席了上海市總商會等借南市新舞臺召開的歡迎孫中山回滬大會，他在會上旗幟鮮明地提出了“改良社會、提供實業，發展經濟”的口號，并出任了中華實業聯合會正會長的職務。應當看到，一座城市的經濟形態、工商格局與價值追求，包含著文化和理念的社會取向。孫中山對上海工商業界的傾力支持與熱情關注，及與工商業界領袖保持的良好關系，對上海城市經濟的發展起到了極大的促進、推動作用。而以往對孫中山這些涉足工商業界的活動是較少關注的。

　　研究歷史的重大事件，或是探討重大的事跡，應當細致深入，多方掌握第一手材料，并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作出公正客觀的詮釋。陳炯明叛亂是孫中山革命生涯中最大的“痛”。以往不少研究者認為陳炯明之變是孫中山急于北伐，且態度過于強硬乃至專制地剝奪了陳炯明的一切職務后所引起的。經過筆者查閱大量的史料，發現情況完全相反。自孫中山在廣州成立護法軍政府，請廣東省省長朱慶瀾撥出20營軍隊交由陳炯明成立粵軍后，陳就開始把這支軍隊當作自己的軍事籌碼，挾軍營私。

　　1922年6月13日，北伐軍攻占贛州，繳獲了陳炯明與吳佩孚、陳光遠來往的密電，即吳佩孚與陳炯明南北夾擊孫中山的北伐軍后組織政府，北大總統為吳佩孚，南副總統為陳炯明，以形成北吳南陳的政府格局。6月16日，陳炯明在惠州見北伐軍與贛軍正在激戰，于是在當天深夜發動了進攻總統府的叛亂。而當孫中山在“永豐艦”上避難時，陳炯明一面假惺惺地求和，一面卻策動了“海圻”“海琛”“肇和”三艦叛離黃埔，并派人用水雷企圖炸沉“永豐艦”。由此可見，陳炯明完全是對孫中山革命事業的背叛與對民國約法的踐踏，是注定要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的。

　　《孫中山在上海》作為一部長篇歷史紀實文學，我是以歷史為依據，以紀實為敘事的，這需要收集、查閱、考證、分析、梳理大量的文獻史料，其工作量可想而知。但一分耕耘一分收獲，當有新的史料發現及考證出新的結論時，頗有收獲的喜悅與突破的興奮，感覺一切都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