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早春，在浙江義烏分水塘村一間簡陋的柴屋中，陳望道用木板和凳子支起簡易的書桌。兩部詞典占據了書桌大部分位置。此后的幾個月，他把自己封閉在這里，時而奮筆疾書，時而蹙眉深思，時而字斟句酌。累了，他就在鋪板上短暫休息一小會兒；餓了，他就匆匆墊幾口母親送來的簡餐。雖是早春，江南仍時有料峭春寒。這天，母親送來粽子，還特地加了一碟紅糖。紅糖有御寒的作用，她特別囑咐陳望道，吃粽子要蘸紅糖。陳望道一邊應著，一邊把粽子蘸著墨水，當作紅糖吃下去了。墨水和紅糖的味道當然不一樣，然而，完全沉浸在《共產黨宣言》中的陳望道，竟全然品味不出兩者的差異。直到母親察覺，陳望道才解釋道，真理的味道是很甜的。

　　這似乎是一個精彩絕妙的隱喻。閃耀著真理光芒的《共產黨宣言》，對中國先進分子產生了多么強大的吸引力，又與中國先進分子有多么天然的親近感。《共產黨宣言》所言說的，正是在中國先進分子內心中回蕩了良久的理想。在她的照耀和啟發下，這批先進分子內心中的理想，變得清晰、明亮和堅定起來。中國共產黨就要誕生，黨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也慢慢形成和塑造起來了。

　　4月底，陳望道刻苦譯好的《共產黨宣言》被帶到了上海。8月，《共產黨宣言》第一個中譯本出版了。翌年8月，到上海參加黨的一大的代表王盡美和鄧恩銘，攜帶陳望道吃墨汁翻譯的《共產黨宣言》跨越長江，把《共產黨宣言》傳到了中國北方。回到濟南，他們把書交給濟南黨組織專司黨報發行和保管的張葆臣。張葆臣發現，經常同他一起參加黨組織活動的劉雨輝熱愛學習，就把這本書傳給了劉雨輝。1926年春節，劉雨輝把這本書帶回故鄉濱州市廣饒縣大王鎮劉集村，并親手交給村黨支部書記劉良才。劉雨輝指著封面上的“大胡子”說，這個大胡子叫馬格斯（即馬克思），他和一個叫安格爾斯（即恩格斯）的人一起寫了這本書。共產黨員都該學一學，會讓我們知道今后該走的路。

　　魯北平原上的劉集支部，是山東省乃至全國最早的農村黨支部之一。1925年，廣饒最早的共產黨員劉子久將劉良才發展入黨，劉良才在劉集村秘密成立黨支部并擔任支部書記。

　　精通語言學的陳望道，在翻譯時努力做到通俗簡練，他通篇用白話文翻譯，還注重用漢語的俗語來實現通俗的修辭效果，翻譯出了像“宗教的熱忱，義俠的血性，兒女的深情，早已在利害計較的冰水中淹死了”一類精彩的句子，“義俠”“血性”“兒女”“深情”等詞匯通俗而接地氣，但是，對于僅讀過兩年私塾的劉良才而言，“大胡子”筆下的道理還是令他不能迅速吃透。不過，想到這是一本從黨的一大帶回來的書，想到這是一本省城黨員叮囑能夠知道今后該走的路的書，劉良才還是堅持啃下來了。此后的三個冬春，他帶領黨員和積極分子，在自己小院的北屋中，反反復復地讀，努力把書中艱深的道理轉化為更為通俗易懂的語言，講給更多不知路在何方的中國農民聽。

　　書一頁頁地翻過了，字一個個地認全了，理一句句地悟透了。繩鋸木斷，水滴石穿。劉集村的黨員漸漸懂得了“大胡子”的話，他們從中學到了反抗，學到了斗爭，學到了解放。1928年，劉良才發動了打擊地主豪紳的革命斗爭。斗爭勝利了，劉良才卻暴露了，他因此無法在當地開展工作。1931年2月，山東省委安排劉良才擔任濰縣縣委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