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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上海漁陽里在建黨偉業中的歷史地位

文章來源：《黨政論壇》　瀏覽次　2020-02-20 00:00:00

　　編者按：上海是我們黨的誕生地，黨成立后黨中央機關長期駐扎上海。2019年11月2日至3日，總書記總書記在上海考察時特別強調：“上海要把這些豐富的紅色資源作為主題教育的生動教材，引導廣大黨員、干部深入學習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讓初心薪火相傳，把使命永擔在肩，切實在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進程中奮勇爭先、走在前列。”為了貫徹落實總書記總書記的重要講話精神，同時也為了迎接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的偉大歷史節點，本刊將從這一期開始，設立“上海與中國共產黨創建”欄目，大力弘揚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創建活動中的精神品質和時代價值，從中汲取不懈奮斗的力量。

　　［摘要]20世紀20年代初，上海漁陽里曾經處在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舞臺中心，承擔起中國共產黨創建活動的時代使命，建立了不朽的豐功偉業，凸顯其重要的歷史地位。上海海陽里是陳獨秀等建黨者們與上海工人階級相結合的始發地；是共產國際代表與陳獨秀等共商建黨大計的首議地，是中國第一個共產黨組織的誕生地，是中國共產黨全面建黨活動的中樞地，是中國共產黨發起組宣傳馬克思主義的主陣地，是中國共產黨人舉旗亮劍的首選地，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局機關的第一個辦公地，是中國共產黨干部隊伍建設的第一個培訓地，是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創立地，是中國共產黨人建黨精神的發源地。

　　［關鍵詞上海漁陽里；中國共產黨創建活動；歷史地位

　　上海漁陽里有新老之分，是當年法租界內典型的兩層樓磚木結構石庫門建筑。老漁陽里2號，也稱環龍路漁陽里（今南昌路100弄2號），建于1912年，為柏文蔚的住宅。辛亥革命后柏文蔚任安徽都督，陳獨秀任都督府秘書長。因有這一層關系，1920年2月，為避免北洋政府的迫害，在李大釗的掩護下，陳獨秀由天津乘船秘密南下上海后不久，便住進了老漁陽里2號。新漁陽里6號，地處老漁陽里弄北，時稱霞飛路漁陽里（今淮海中路567弄6號），建于1917年，為戴季陶寓所。1920年4月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經北京來上海時，由翻譯楊明齋出面租下此地，創辦中俄通訊社，后改為俄華通訊社。

　　20世紀20年代初，整個中國社會風云激蕩，逐步形成了一股新陳代謝的時代潮流。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推動和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思想的中國共產主義運動正以前所未有的磅礴之勢發展起來。在這種深沉的歷史景觀中，上海漁陽里被推到了中國政治舞臺的中心。由于陳獨秀和共產國際代表的相繼入住，上海漁陽里承擔起了中國共產黨創建活動的時代使命，建立了不朽的歷史功勛，以如椽之筆書寫了建黨偉業的開首之篇。

　　對于漁陽里的功能定位，許多專家學者無論在理論層面還是在史實層面上，都做過深入、深刻的探討，提出過許多令人信服的學術見解。在此基礎上，筆者僅圍繞漁陽里在建黨偉業中的歷史地位，進行必要的梳理和歸納，提出了下列十個方面即“十地論”的一家之言：

　　第一，漁陽里是陳獨秀等建黨者們與上海工人階級相結合的始發地。上海是中國產業工人最集中的地方，是中國近代工人運動的搖籃，也是中國工人階級從自在階級向自為階級轉化的發祥地。至1920年代初，上海工

　　人人數迅速增至50多萬，占全國工人總數190多萬的四分之一強。其中約六成的工人在500人以上的大工廠做工，達到較高的集中程度。這意味著上海工人階級群體的任何舉動，都會對社會的經濟生活乃至政治生活發生重大影響。也正因為此，使陳獨秀等在上海的建黨者們認識到了上海工人階級的集團性力量，在上海尋找到了充滿自信的、行動的無產階級，造就了兩者開拓性的結合。1920年春，陳獨秀入住老漁陽里2號，并在此設立《新青年》編輯部。此后他不斷深入工人群眾，投身工人運動，到碼頭工人中了解罷工情況，到中華工業協會、中華工會總會等勞動團體去作調查。3月，陳獨秀“決計”將5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7卷第6號編輯成《勞動節紀念號》。4月2號，陳獨秀與戴季陶、沈玄廬、李漢俊等人應邀參加上海船務棧房工界聯合會成立大會，陳獨秀在大會上發表《勞動者底覺悟》①的演說，高度評價工人階級在社會中的重要地位。他還約請北大進步學生和各地革命青年，深入工人群眾開展調查。出入于新舊漁陽里的李維漢、俞秀松、李啟漢、李中等一批共產主義知識分子首當其沖，他們脫下學生裝，穿起短衫，到工廠做工，與工人打成一片。4月18日，上海中華工業協會、中華工會總會、電器工界聯合會、中華全國工界促進會、中華工界志成會、船務棧房工界聯合會、藥業友誼聯合會等7個工界團體代表集會，籌備首次紀念五一勞動節，陳獨秀在會上發表《勞工要旨》的演講，并被推選為籌備世界勞動節紀念大會顧問②。在陳獨秀的指導下，上海各業5000多工人5月1日舉行集會，提出“勞工萬歲”等口號，通過了《上海工人宣言》。這是中國工人階級在其中心地上海舉行的第一次紀念自己節日的活動，其深遠意義集中于一點，就是使陳獨秀與李大釗等的建黨藍圖從先進知識分子與工人階級相結合、從馬克思主義與工人運動相結合的實踐中，產生了質變和飛躍。因為這一開拓性結合，邁開了中國早期共產主義知識分子籌備無產階級政黨的堅實步伐。

　　第二，漁陽里是共產國際代表與陳獨秀等共商建黨大計的首議地。五四新文化運動及其中國工人階級反帝反封建的斗爭風暴，引起了列寧和共產國際的極大關注。1920年3月，共產國際派維經斯基來到中國，隨同來華的有其夫人庫茲涅佐娃、秘書馬馬耶夫及其夫人薩赫雅諾娃，翻譯俄籍華人楊明齋。他們先到北京與李大釗會談，李大釗介紹維經斯基等人到上海去見陳獨秀。4月，維經斯基一行赴上海。為溝通中俄兩國的聯系，他們決定在新漁陽里6號創辦中俄通訊社，“是楊明齋經手租的，華俄通訊社就在這里發稿。”③維經斯基一行來上海后，陳獨秀熱情地接待了他們，老漁陽里2號是他們經常接頭的地方。在這里，維經斯基還與上海的社會主義者取得了聯系，舉行座談會，討論社會主義和中國社會改造問題。參加座談討論的有陳獨秀、李漢俊、沈玄廬、邵力子、施存統、俞秀松、陳公培、陳望道、李季、袁振英、沈雁冰、周佛海、劉大白、沈仲九、戴季陶、張東蓀等。經過一段時間的接觸和交談，維經斯基和陳獨秀從“一見如故”④到志同道合。維經斯基認為中國已經具備了建立共產黨的條件，建議陳獨秀組織中國共產黨。這正符合陳獨秀和李大釗“南陳北李，相約建黨”的本意，他決定立即發起組織中國共產黨。因此，第三國際代表的活動和認同，對中國共產黨的成立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促進作用。

　　第三，漁陽里是中國第一個共產黨組織的誕生地。在醞釀建立共產黨組織時，漁陽里馬克思主義研究會里面的多數人表示贊同，但也有人不贊同。張東蓀“只參加過一次醞釀建立黨組織的座談會就退出了”⑤，并且很快站在馬克思主義對立面，挑起一場關于社會主義問題的大討論。戴季陶最初曾表示同意，但后來就聲明退出了⑥，成為一個反馬克思主義、反共的國民黨右派。無政府主義者沈仲九、劉大白參加活動不久也退出了。然而，以陳獨秀為首的一批共產主義知識分子卻堅定不移地開啟了建黨事業的偉大工程。1920年6月，陳獨秀、俞秀松、李漢俊、施存統、陳公培等5人，在老漁陽里2號《新青年》編輯部確定成立共產黨組織，初名為社會共產黨，并起草了具有黨章性質的黨的綱領，共10條，其中包括運用勞工專政、生產合作等手段達到社會革命的目的。關于黨的名稱問題，陳獨秀征求李大釗意見，李大釗來信中主張定名為“共產黨”，陳獨秀表示同意。8月，正式定名為“中國共產黨”。在黨的“一大”召開之前，先后參加上海共產黨組織的有：陳獨秀、李漢俊、沈玄廬、邵力子、施存統、俞秀松、陳公培、林祖涵（林伯渠）、陳望道、李達、李中、袁振英、沈澤民、周佛海、沈雁冰、楊明齋、李啟漢、趙世炎、李季、劉伯垂等。陳獨秀被推薦為書記，陳獨秀去廣州后，由李漢俊代理書記。1921年2月起，由李達代理書記⑦。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中國共產黨組織，漁陽里是始建之地。

　　第四，漁陽里是中國共產黨全面建黨活動的中樞地。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的成立，不是只代表上海地方性組織，實際上處于“中央核心或中樞”⑧的地位，因此亦稱中共發起組。按照陳獨秀的部署，中共上海發起組成立后立即行動起來。他們中的一批人，在上海參加中國共產黨發起活動后不久，很快奉命離開前往他處，如施存統、周佛海先后到日本；陳公培、趙世炎先后到法國；陳獨秀、李季、袁振英和沈玄廬到廣州；李季隨后又到歐洲；劉伯垂到武漢。這些人到各地后，積極推動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建立，大多成為各地黨組織的發起人。上海黨組織還通過寫信聯系等方式加于指導，如陳獨秀親自寫信給毛澤東，把建黨情況、中國共產黨宣言的起草情況及時告訴他，委托他在長沙建立黨組織。陳獨秀又致函王樂平在濟南組織黨，王樂平向陳推薦了王盡美、鄧恩銘⑨。巴黎黨小組雖然遠離海外，但與國內關系密切，且聯系不斷。據張申府回憶，張在赴法前就與李大釗、陳獨秀等討論過建黨事宜。他在巴黎的建黨活動，是得到陳獨秀和李大釗授意的，“離國赴法前，李大釗、陳獨秀分別與我談過黨組織的發展問題，他們希望我到法國后繼續發展黨員，建立黨的組織。”1921年初，張申府介紹劉清揚入黨，接著又介紹周恩來入黨。事后，張申府把介紹周恩來入黨一事寫信告訴國內的陳獨秀，“他回信表示同意。”而趙世炎、陳公培“他們兩人是在上海入黨的，都由陳獨秀介紹的”⑩。從1920年秋至1921年上半年，北京、武漢、長沙、廣州、濟南等地的先進分子以及旅日、旅法華人中的先進分子，相繼建立了黨的早期組織。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以上海漁陽里為中心，保持著緊密的聯系。通過制定《中國共產黨宣言》，明確共產主義組織的宗旨和原則，上海發起組統一了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發展成員的標準，為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成立起到了指導和引領等無可替代的作用。

　　第五，漁陽里是中國共產黨發起組宣傳馬克思主義的主陣地。為了指導各地共產黨組織的健康發展，上海發起組著力開展馬克思主義的宣傳教育活動。1920年5月，陳獨秀在老漁陽里2號成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并決定把《新青年》改為黨的公開理論刊物。當時，“《新青年》在樓上編，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在樓下開會。”?從1920年9月1日出版的8卷1號開始，《新青年》以嶄新的面貌，開辟《俄羅斯專欄》，公開宣傳馬克思主義。在這期《新青年》上，陳獨秀發表了《談政治》一文，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理論，指名道姓地批駁了胡適和張東蓀的反馬克思主義觀點，有力地批駁了無政府主義和第二國際修正主義。隨后，上海黨組織以《新青年》為主要陣地，開展對以梁啟超、張東蓀為代表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所傳播的基爾特社會主義的全面性批判。同年8月及11月，又先后創辦《勞動界》周刊與《共產黨》月刊，從而大大加強了馬克思主義宣傳的力度，促進了馬克思主義與工人運動的結合。上海黨組織還利用設在白爾路三益里5號邵力子家的《民國日報》副刊《覺悟》和設在該弄17號李漢俊家的上海《星期評論》等陣地，使它們在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批判各種反馬克思主義思潮等方面發揮積極作用。經過一年多時間的激烈論爭，劃清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與形形色色假社會主義的界限，捍衛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為建黨掃清了思想障礙。其間，上海黨組織努力著眼于馬克思主義著作的出版發行工作。1920年8月，他們以社會主義研究社名義，在菲德路成裕里（今復興中路221弄）12號創設又新印刷所，出版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第一個中文全譯本。9月成立新青年社，專事發行《新青年》；翌年6月，又以望志路108號即樹德里李書城寓所為通訊處，組建新時代叢書社，出版發行了一批馬克思列寧主義著作，包括李漢俊翻譯的《馬克思資本論入門》、惲代英翻譯的《階級斗爭》、李達翻譯的《唯物史觀解說》《馬克思經濟學說》等，“這樣，一個以老漁陽里2號《新青年》編輯部為核心，包括三益里5號、17號，新漁陽里6號和望志路108號在內，具有全國影響的馬克思主義宣傳中心形成。”?

　　第六，漁陽里是中國共產黨人舉旗亮劍的首選地。為了推動共產黨組織的擴大和發展，1920年11月7日，即十月革命勝利三周年紀念日，黨內機關刊物――《共產黨》月刊問世，李達任主編。這份以《共產黨》命名問世的刊物，第一次在中國樹起了“共產黨”的大旗，闡明了共產黨人的基本主張，亮出了“階級爭斗”之劍。創刊號《短信》闡明了“我們共產黨在中國有二大使命，一是經濟使命，一是政治使命”，號召中國無產階級“舉行社會革命，勞工專政的國家”?。同月，上海黨的發起組制定了《中國共產黨宣言》?，宣言再次強調共產主義的理想，提出無產階級要建立一個沒有經濟剝削，沒有政治壓迫，沒有階級的共產主義社會，這就是黨的最高綱領。宣言重申了共產主義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產主義者的理想，創造一個新的社會。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就要以階級斗爭的方式，“用強力打倒資本家的國家”，使資本主義壽終正寢；要通過斗爭的方式，從資本家手里奪得政權，“并要將這政權放在工人和農人的手里，正如俄國共產黨所做的一樣”，實行無產階級專政，“選出一條到共產主義的道路”。這些基本思想雄辯地說明：中國共產黨從一開始就是嚴格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則建立起來的，從而保證了黨的無產階級性質。這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政治舞臺上的首次亮相，作為舉旗亮劍的首選之地，漁陽里功不可沒。

　　第七，漁陽里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局機關第一個辦公地。中國共產黨發起組在老漁陽里2號誕生后，這里就成了創建黨的活動的大本營。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望志路106號（今興業路76號）召開，這里則是大會秘書處和聯絡處，外地代表到上海后先在這里報到，由李達、李漢俊安排，住進了博文女校。中共“一大”成立的中共中央局，由陳獨秀任書記、李達任宣傳主任、張國燾任組織主任，其辦公地址就順理成章地設在陳獨秀的住宅――老漁陽里2號。1921年9月上旬，陳獨秀辭去廣東教育委員會委員長的職務，回上海專任黨的中央局書記，總理黨務工作。他與李達、張國燾會合于老漁陽里2號，共商全黨大事，這里就成了名副其實的中央局的辦公場所了。“自此，舉凡中央局會議、會晤各地來滬匯報或請求指示的同志，都在老漁陽里2號。”?10月4日，法租界巡捕房探捕闖入老漁陽里2號，以出售《新青年》和“公然煽動他人”兩罪逮捕陳獨秀。后經各方營救，26日在罰款100元后獲釋。1922年8月9號，陳獨秀再次被捕，在強大的社會壓力下，18日在罰款400元后獲釋。但兩次被捕事件引起了黨中央的警惕，為安全起見，10月中旬黨中央遷至北京。后不久又遷回上海，但辦公地址已移至他處，漁陽里2號結束了其作為中共中央機關辦公地的歷史使命。

　　第八，漁陽里是中國共產黨干部隊伍建設的第一個培訓地。上海中國共產黨發起組成立后，為了培養干部，在漁陽里6號舉辦了一個“外國語學社”。學社由楊明齋具體負責，并與維經斯基的夫人庫茲涅佐娃和王元齡?講授俄文；袁振英、沈雁冰講授英文；李漢俊講授法文；李達講授日文。學社創辦之初，對外是公開的，在報紙上刊登公開招生的廣告，門上掛著“外國語學社”的牌子，實際上就是留俄預備班。其生源大多由各地革命團體選送而來。1920年暑假，肖勁光、任弼時、周兆秋、胡士廉、任岳、陳啟沃等六人，就是由湖南俄羅斯研究會介紹來的?。也有一部分受新思潮影響，有志于革命的青年，他們前來謀求出路，上海發起組就把他們送進外國語學社學習。周伯棣就因為要擺脫舊婚約的束縛，離家進一步深造，并減輕家庭負擔，由俞秀松招他到上海，進入了外國語學社?。學員人數多則五六十人，少則二三十人，他們主要學習俄文，此外還著重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知識，同時也參加上海的一些革命活動，在中國共產黨干部教育的歷史上，記下了光輝的一頁。

　　第九，漁陽里是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創立地。1920年8月22日，上海黨組織最年輕的成員俞秀松奉命在霞飛路漁陽里6號成立社會主義青年團，參加發起團組織的成員包括陳望道、施存統、李漢俊、袁振英、沈玄廬、金家鳳、葉天底等八人。由俞秀松擔任書記，辦公地址就設在外國語學社，這里也就成了社會主義青年團的聚集地，先后發展了劉少奇、羅亦農、任弼時、肖勁光、任作民、王一飛、許之禎、傅大慶、周兆秋、梁柏臺、卜士奇、袁達時、彭述之、柯慶施、廖華平等?。根據黨組織的規定，青年團每周開一次會，且都有政治報告。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后，還向全國各地共產主義者發出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章程，提出建團的工作要求。接著，北京、長沙、武漢、天津、濟南等地，先后建立了社會主義青年團，漁陽里6號也就成了全國建團的總指揮部，并為共青團“一大”的召開，進行了積極而有效的籌備工作。

　　第十，漁陽里是中國共產黨人建黨精神的發源地。總書記同志多次強調上海是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地，是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家園。20世紀20年代初聚集于上海、出入于新、老漁陽里的一大批創黨建黨者們，他們在這里開始了人生的重大轉折。陳獨秀本身就是在漁陽里完成了由激進民族主義者向馬克思主義者的轉變，他聯系工人階級，指導和支持工人運動，大力宣傳馬克思主義，“坐鎮上海籌備勞動節紀念大會，《新青年》開辟《勞動界紀念號》，陳獨秀最終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1920年夏天，毛澤東在這里多次拜會陳獨秀，討論組織“改造湖南同盟”和馬克思主義問題，兩人從此建立了通信聯系。毛澤東后來回憶說：“陳獨秀談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話，在我一生中可能是關鍵性的這個時期，對我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出入漁陽里的黨的先驅者們，幾乎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家庭都比較殷實，自己有知識、有身份，并不是為了個人或家庭生計而參加革命的。面對當時黑暗的政治局面，悲慘的經濟生活和腐朽的社會現象，他們為了民族的利益和國家的前途，鍥而不舍地追求真理。在這里，他們把救國救民的情愫轉化為忠于信念、堅定理想的制高點，繼承和弘揚了中國工人階級的奮斗精神，放眼世界、高瞻遠矚地順應潮流，勇于創新、勤于實踐、樂于奉獻，力圖將中國人民的革命要求和愿望引導到革命的軌道，這就是他們自覺擔當的崇高使命和歷史重任。總之，“漁陽里開辟了一代人的道路”，“漁陽里的歷史和人物，是一部豐富生動的教材。”?這些都實實在在地建構了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這種建黨精神的培育和凝聚，生動而深刻地反映了中國共產黨人崇高的精神境界和不朽的理想追求，也進一步凸顯了漁陽里在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中的首創性歷史功績。

　　必須指出，漁陽里在建黨偉業中之所以能夠發揮出如此巨大的作用，擁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漁陽里根植于上海這樣一座現代化的國際大都市。“上海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提供了當時中國任何地方都缺少的這樣一個得天獨厚的經濟科技基礎、地域政治環境、相對寬松的多元文化氛圍和群英薈萃的人才條件，瓜熟蒂落、水到渠成，這是中國共產黨初創誕生于斯，成長完善于斯的歷史發展的必然性選擇；與此相呼應，上海成為中國共產黨建黨精神的主要源頭活水，則又是歷史的和邏輯的結論。”?

　　注釋：

　　①陳獨秀：《勞動者底覺醒》，《新青年》第7卷第6號。

　　②《時事新報》1920年4月29日。

　　③包惠僧：《回憶早期青年團在上海漁陽里6號活動的情況》（1954年3月），中共“一大”紀念館、上海革命歷史博物館籌備處編《上海革命史資料與研究》第4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④棲梧老人：《中國共產黨成立前后的見聞》，《新觀察》1957年第13期。

　　⑤1957年7月沈雁冰回憶；周佛海：《扶桑笈影溯當年》，《古今》1943年第19期。

　　⑥包惠僧：《黨的“一大”前后》，《百科知識》1979年第2期。

　　⑦倪興祥：《中國共產黨創建史大事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7頁。

　　⑧任武雄：《中共創建史上若干問題的探索》，載《上海革命史資料與研究》第2輯，上海三聯書店，2002年版。

　　⑨轉引自沈建中著：《陳獨秀在上海》，中共黨史出版社，2018年版，第40頁。

　　⑩張申府：《建黨初期的一些情況》（1979年9月17日）《“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關于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活動的回憶――陳望道同志生前談話記錄》，池昌海主編：《陳望道全集》第6卷，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

　　??上海市中共黨史學會漁陽里歷史文化研究會編：《漁陽里：紅色征程的起點》，2017年7月1日。

　　?《共產黨》第1號《短言》，1920年11月7日。

　　?《中國共產黨宣言》原件為俄文，系50年代蘇共中央移交給中國的原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檔案。

　　?根據（1）王元齡《回憶外國語學社的情況》，上海革命歷史博物館（籌）編：《上海革命史研究資料――紀念建黨70周年》，三聯書店上海分店，1991年版。（2）同書發表的周伯棣回憶外國語學社的情況，也講到：“教員是一個女的，姓王，剛從哈爾濱后來。”（3）《華林回憶早期青年團在上海活動情況及團員青年赴俄國留學經過摘要》，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上海革命歷史博物館籌備處編：《上海革命史資料與研究》第4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肖勁光：《回憶參加旅俄支部前后的一些情況》，上海《黨史資料》叢刊，總第6期，1979年版。

　　?《周伯棣自傳摘要》，中國社會科學院青少年研究所青運史研究室編：《青運史資料與研究》第3集，1983年版。

　　?見《許之禎的回憶》，《“一大”前后》（2），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肖勁光的《回憶參加旅俄支部前后的一些情況》，上海《黨史資料》叢刊，總第6期，1979年版。

　　?徐光壽著：《三次跨越與三個選擇：陳獨秀對近代中國出路的探索》，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7年版，第134頁。

　　埃德加·斯諾著，董樂山譯：《西行漫記》，三聯書店，1979年版，第130、133頁。

　　曹靖華：《談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早期情況》（1982年10月27日），中國社會科學院青少年研究所青運史研究室編：《青運史資料與研究》第3集，1983年印。

　　張云：《中國共產黨的誕生與上海》，李欧美3p在线观看_日本亚洲一区二区_亚洲精品美女久久久_在线一区欧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