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圖：中國紅十字會時疫醫院外景，《時報》，1914年7月10日。■曹曉華 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1912年至1949年的中國，戰火頻頻，內外交困。中國百姓還要面對另一個敵人——瘟疫。短短38年間出現十余次重大疫情，頻率之高實屬罕見。除了清末即為人熟知的鼠疫，還有霍亂、白喉、瘧疾等，其中波及范圍最廣、受災情況最為嚴重、死亡率最高的疫災當數1932年的全國性霍亂。

　　1931年，中國各地水患多達657起，到了1932年，水患雖有所減少，但仍有284起，水災造成的污染客觀上也成為霍亂疫情大暴發的溫床。據《大公報》上刊登的檢疫處霍亂報告，1932年4月23日霍亂病例在武漢首現，4月26日滬上發現病例——“迄本月二十八日已九十八起，死三人……華租界十六日開始市民預防注射，十日中注射七萬六千名。傳染主因由于飲水不潔，伍連德主張要求減低自來水價，俾普及平民。”從中可以看出，上海、武漢等地遭受霍亂疫情已不止一次，有關當局已有所準備，只是這次疫情發起突然，不在夏季，而在春季。

　　此次霍亂從港口城市沿水陸交通向全國擴散，湖北、湖南、山西、山東、浙江、江蘇、安徽、河北、河南等19省至少280個縣被感染，當時沒有統計確切的受災死亡人數，據今人分析這年死于霍亂的人數有40萬至50萬人。霍亂疫情的烈度和強傳染率對當時的公共醫療衛生體系提出了嚴峻的挑戰。

　　除了預防注射這樣的措施，確保水質安全也是重要環節。1930年，上海成立了海港檢疫管理處，伍連德出任處長并兼任上海衛生檢疫所所長。作為公共衛生專家，面對1932年來勢洶洶的霍亂，他提出降低自來水價也是合情合理。

　　當時上海有清末所建的上海自來水有限公司、法租界的水電公司應對租界的供水需求，還有小型的華商自來水廠面向租界外的一小部分華人，但這些水廠供水依然有限，據伍連德的調查，1932年上海至少有30萬人不得不從河井池塘取水。伍連德呼吁調低水價的初衷很明確，就是讓更多市民用上質量稍有保證的水，以防止霍亂病菌通過生活用水進一步傳染。

　　從當時全國范圍來看，上海的供水已屬安全潔凈，只是上海本就情況特殊，各水廠的背景華洋摻雜，此時又正是“一·二八”事變硝煙過后，水價問題無法輕易解決，一部分國人更傾向通過建立時疫醫院應對危局。很多時疫醫院依托民間資本，為當地群眾提供醫療救治，長三角等地水系繁雜，人口稠密，疫情頻發，同時該地區的民間資本較為雄厚，又有中國紅十字會這樣的慈善組織，時疫醫院成為軍閥混戰情況下民間力量抗疫防疫的重要一環。

　　當時上海還沒有公立傳染病醫院。時疫醫院主要為了應對疫情，開設和運轉機制與其他醫院不同，一般在疫情快要暴發時臨時設立，一方面加強防護、減少傳染，另一方面萬一疫情嚴重可解燃眉之急。

　　由中國紅十字會開設的時疫醫院一般夏秋二季開院，秋冬閉院，方便醫院和醫護人員靈活調度的同時，也能更大程度上節省經費。根據《申報》報道，1932年7月，紅會第一時疫醫院在一周內即接待病患1295人。紅會醫院的首要任務其實是戰場傷員的救治，考慮到年初的淞滬會戰已經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診治戰場傷員，醫護人員未經喘息便要與霍亂再次搏斗，其奉獻精神著實令人敬佩。

　　其他的社會力量也加入設院救災的隊伍中來。“浦東高行鎮附近發現霍亂，該鎮負責人潘鴻鼎、俞振輝、孫璞君等為防止霍亂蔓延，請杜月笙捐資創辦醫院，選址高行南鎮城隍廟，定名為浦東濟群醫院高行臨時分院”，這已不是杜月笙第一次創辦時疫醫院，他先后創辦時疫醫院5所。

　　1932年上海開辦時疫醫院20所，其中17所為私人開辦，包括紅會第一時疫醫院、紅會第二時疫醫院、江灣時疫醫院、西藏路上海時疫醫院、虹口時疫醫院、閘北時疫醫院等，分布各處，“中區二，北區四，東區四，西區三，南區三，吳淞一，清東三”。各時疫醫院全力運轉，相繼堅持到秋季。8月下旬開始，疫情漸緩，9月28日，持續兩百多天的疫情終于告一段落。

　　面對各地蔓延的霍亂，海港檢疫總管理處兼辦的中央霍亂局，在采集各地疫情數據的基礎上，指出上海有100萬以上即約1/3的人口接種了霍亂疫苗，加上切實有效的住院治療措施，上海死亡率維持在7.4%，為全國最低，上海20家時疫醫院功不可沒。

　　而今再看這場危局，距今不到百年，人與疾病的生死搏斗仍在繼續，前赴后繼、滿腔熱忱的醫護人員，如同他們的前輩，無論何時都能帶給我們希望和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