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剛剛解放的上海，百廢待興，但防疫工作已緊鑼密鼓展開。到6月已經成立了臨時性的上海市防疫委員會。

　　6月14日，上海的防疫宣傳已經展開。當天除了報社出版防疫特刊、各公共場所飯店張貼標語之外，馬路上海舉行防疫大游行。游行隊伍由防疫大隊，漕河涇市立兒童教養所等單位組成：上午11時許自衛生局出發，由書著“霍亂可怕快打防疫針”的大橫額標語和兒童樂隊作前導，沿途經外灘、南京路等主要街道，折入滬西棚戶區。游行隊中最引人注目者，為紙糊的“大蒼蠅”和化裝秧歌隊。

　　解放后的三個月內，上海就已經“動員醫界學生舉行防疫宣傳化裝游行3次，聘請專家講演14次，出版防疫特刊，印發防疫守則3萬份，標語4千套及宣傳單2萬張”。（《1949年9月22日，衛生局秘書處供《解放日報》稿件《衛生局三個月的工作》）

　　與此同時，全市醫、護、助產等學校同學2千6百人，深入到各團體去注射，3天即完成了45萬2千余人。在軍管會衛生處組織下發動了第三野戰軍衛生部門1千余衛生工作同志參加，再加衛生局及本市公私醫院，各區衛生事務所醫護人員等參加注射，于“6月12日起至8月17日在65天內，共為三百七十六萬六千九百八十二人注射，用去疫苗一四一三○二○CC”（資料來源同上）3個月內未發現過一名真性霍亂患者。

　　1949年11月，在上海解放半年之際，經防疫負責人員反復研商，又廣征各防疫專家意見，訂立了“上海市人民政府衛生局傳染病報告暫行辦法”，（滬衛防字第二號）于1950年2月1日公布實施。迄今，正好70個年頭。

　　這份辦法中，規定報告的傳染病有天花、白喉、百日咳、流行性腦脊髓膜炎、猩紅熱、霍亂、赤痢、傷寒及副傷寒、斑疹傷寒、回歸熱、鼠疫、狂犬病等12種，由本市公私立醫院、診所、中西醫師、工廠、學校、機關、團體、各檢驗機構（公私立化驗所，病理檢驗所）等，于發現天花、白喉、霍亂、鼠疫可疑癥象時，未確實診斷前立即作可疑病例報告各診區衛生事務所（現改為各區政府衛生科）；其他八種傳染病，于診斷確實后48小時內報告。

　　各區衛生事務所接獲報告后，立即派人調查處理，并向衛生局報告。衛生局防疫科接獲各區衛生事務所傳染病報告后，按周填制疫情周報表，根據情況，或呈送衛生部，或與各有關衛生機構交換，或于報紙或其他刊物登載，或送本局統計室統計。

　　對于遲誤報告或未行報告者，應予以勸告，久勸無效依照衛生局相關管理規定處理。對于各醫院診療所及開業醫師等依照規定報告從未遺漏者，由衛生事務所呈報衛生局轉呈市府嘉獎。這辦法公布實施后，除了在報紙電臺宣傳外，在各區召集了開業醫事人員傳達討論，因此很快就建立起來了，并且得到群眾的擁護。

　　1950年8、9月間，上海就在各區原衛生事務所的基礎上，改建29個防疫站，配備工作人員。眼見政府出面滅蛆滅蠅、清除無主破爛棺具、修理路面、疏通窨井及添置窨井，填平水池低地，同時加強對清潔工人的教育，改善運糞車，減少糞便滴漏及消滅糞便沖溝現象，又取締了不合條件的私廁十二處、露天糞坑三十四處等。市民對解放后的生活有了信心，對未來有了憧憬。看到身著黃色解放軍服的同志走入里弄陋巷免費接種，上海人豎起了大拇指。

　　棚戶區難民說：“解放軍及政府是真正為我們老百姓做事，過去的政府人員，那能會到我伲小地方來？就是請他也不會來”。有老百姓反映“起先我怕穿黃衣裳的人（指解放軍），我以為打針一定要錢，現在我看到他們對老百姓態度真好，很耐心的勸導，打起針真小心，一點也不痛，對老百姓真好。”

　　從財政角度，也可以看到解放初上海對防疫工作的投入，《上海財政稅務志》的資料顯示：

　　1952年，防治防疫事業費支出328萬元，占衛生事業費的17.8%。1956年，防治防疫事業費支出356萬元，占衛生事業費的21.6%。除繼續開展包括麻疹、乙型腦炎、百日咳、瘧疾等的預防接種外，主要是消滅血吸蟲病的工作，治療血吸蟲病患者21483人，滅螺面積200萬平方米。1965年，防治防疫事業費支出791萬元，占衛生事業費的19.3%，有58個公社基本消滅了血吸蟲病，全年收治血吸蟲病患者10萬余人，為以后全市消滅血吸蟲病打下良好基礎。1971年，防治防疫支出612萬元，占衛生事業費的16.2%。1980年，防治防疫事業費支出1124萬元，占衛生事業費的10.3%。這一年，主要對衛生防疫人員實行防疫津貼、副食品價格補貼、增加了輔助工資和差額補助。到1988年未，上海防治防疫機構發展到49個，比1950年增加20個，從事防疫防治的醫務人員比1950年增加9.3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