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文女校，是中共一大召開時代表們的住宿地。地址在上海市太倉路127號，當時是法租界白爾路389號，離中共一大會址——法租界望志路106號（今興業路76號）李漢俊之兄李書城的住宅——很近，是一座三樓三底的二層石庫門房子。

　　1921年7月，有9位臨時寓客以“北京大學暑假旅行團”的名義住在這里，他們是毛澤東、何叔衡、董必武、陳潭秋、王盡美、鄧恩銘、劉仁靜、包惠僧、周佛海。這所“紅色宿舍”，為代表們提供了討論、思考的場所，是中共一大召開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

　　為再造“國民之母”開辦女子學校

　　中國的傳統文化，主張“女子無才便是德”。窮人家的女兒不讀書，有錢人家的女兒讀書都是開設家塾，從無面向公眾的女子學校。上海開設女子學校，是鴉片戰爭后，上海成為“五口通商口岸”之后才有的。

　　1850年，美國傳教士裨文夫人在上海設立裨文女塾，這是上海出現的第一所女校。此后十余年教會女校逐漸增多，影響日漸擴大。在西方教會女校帶來的觀念及實踐層面的沖擊影響下，中國人的思想也逐漸開放，從而為非教會女校的出現提供了條件。經過西方傳教士和上海士紳的雙重努力，圣瑪利女學校（1881年）、中西女塾（1890年）和晏瑪氏女學校（1897年）三所貴族女校相繼在上海開設，成為女子學校的先行者。

　　1895年，中國在甲午戰爭中慘敗。在日本逼迫下簽訂了極為苛刻的《馬關條約》，亡國滅種的危機讓一些先進的中國人驚醒。積極尋求救國之道并付諸實踐，興女學、再造“國民之母”是當時部分人的救國之策。生活在上海的一些進步士紳開始著手創辦私立女校，培養有知識有文化的“賢妻良母”，從提高女孩子的文化知識素質做起。其領頭者便是當時任電報局總長的經元善。1897年，候選知府、上海電報局總辦經元善等聯名上書，以“自強”為由，用“民捐民辦”“士紳提倡”的方式，申辦女學堂。經兩江總督劉坤一批準，“經正女學”于1898年4月正式成立。隨后私立女校逐漸開辦起來。私人辦校者多為開明士紳、愛國商人或在社會上有一定影響力的人。如愛國女學的創辦人為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務本女中的創辦人為上海要員吳馨、民立女中的創辦人為實業家蘇本炎、女子中西醫學校的創辦人為醫界名人張竹君、女子蠶業學校的創辦人為愛國報人史量才。這些私立女校的出現，為青少年女性接受近現代科學教育打通路徑，并逐漸使女子的入校求學獲得輿論的贊同。

　　1907年，清政府正式頒布命令，承認女子受教育的合法性，同時政府計劃建立女子小學堂和女子師范學堂。從此，女校的社會地位更加鞏固，中國的女學校開始進入成長階段，女學生并由被動入學階段走向主動求學階段。有人統計，從1902年到1921年，上海開辦的私立女校有22所。博文女校正是在這一背景下誕生的。

　　博文女校師生積極參與五四運動

　　博文女校誕生后，在追求新知識新文化的黃紹蘭校長的影響下，學校師生積極參與五四運動。1919年5月6日，上海的報紙開始報道五四運動爆發、北京學生走上街頭的情形，上海各學校、各團體紛紛發出通電，一致聲援北京學生的愛國行動。5月7日，江蘇省教育會、世界和平共進會等50余個社會團體、2萬余人在上海西門外公共體育場召開聲援北京學生的國民大會，參會者手持寫著“爭還青島”“討伐賣國賊”“挽回國權”等口號的白旗，會后舉行示威游行。“神州女校高小以上學生200多人和民生女校、中國女子體操學校的全體學生參加了大會。”上海的女學生開始投入五四運動。學生走上街頭宣傳抵制日貨。

　　5月8日、9日下午，上海各學校代表在復旦大學召開預備會，討論組織學生聯合會事宜。博文女校與上海女子中學等12所女子學校加入，到10日為止，加入學生聯合會的已有44所學校。會后，各女校紛紛成立了學聯分會。5月9日“國恥紀念日”這天，全市各學校停課一天，學生們列隊到街頭演講，揭露帝國主義和賣國賊的罪行，抵制日貨，提倡國貨。五四運動期間，博文女校的師生非常活躍，校長率領大家每天出外活動，參加反日大會和游行示威。有時還深入居民中間，進行愛國救國的宣傳活動。

　　“北大暑假旅行團”住進博文女校

　　這樣一所進步女校，成為中共一大代表的宿舍，是順理成章 的。

　　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國內各地的黨組織和旅日的黨組織共派出13名代表出席，他們是上海的李達、李漢俊，武漢的董必武、陳潭秋，長沙的毛澤東、何叔衡，濟南的王盡美、鄧恩銘，北京的張國燾、劉仁靜，廣州的陳公博，旅日的周佛海，以及由陳獨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代表尼克爾斯基出席大會。會場設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號（今興業路76號）李漢俊之兄李書城的住宅內。

　　李達、李漢俊在上海有住處。

　　張國燾在上海另有住處，他有時也睡在博文女校。

　　陳公博帶著太太來開會，住在大東旅社。

　　毛澤東、何叔衡、董必武、陳潭秋、王盡美、鄧恩銘、劉仁靜、包惠僧、周佛海住進了離開會地點一箭之遙的博文女校。

　　博文女校怎么會成為中共一大宿舍的呢？

　　因為李達、李漢俊都和黃紹蘭很熟，他們是同鄉。

　　而李漢俊的嫂嫂——李書城的妻子薛文淑，當時是博文女校的學生。

　　李達的妻子王會悟，當過黃興夫人徐宗漢的秘書，而徐宗漢是黃紹蘭請來的博文女校董事長。因此，王會悟和黃紹蘭也很熟。

　　這確實是一種緣分。是當時的青年知識分子在愛國、進步的基礎上結成的緣分。

　　黃紹蘭的家，也在博文女校里。當時，正值暑假，博文女校的房間是空關的。當王會悟向黃紹蘭提出，“北大暑假旅行團”要借住的要求后，便一口答應下來，還關照廚藝兼看門的工人，每天除了做飯給寓客吃之外，要看緊大門，不許閑人到樓上去打擾寓客。

　　“北大暑假旅行團”的寓客陸陸續續到達了。

　　就在最后一位代表陳公博到達上海的翌日，即7月22日，中共一大代表們在博文女校樓上開過一次碰頭會。按包惠僧回憶錄的說法是“預備會”，而陳潭秋說是“開幕式”。

　　包惠僧在他的回憶錄中說：“在大會開會的前一天，在我住的那間房子內商量過一次（像是預備會），并不是全體代表都參加，我記得李漢俊、張國燾、李達、劉仁靜、陳潭秋、周佛海和我都參加了，其余的人我記不清楚。李達也把王會悟帶來了，我們在里間開會，她坐在外間的陽臺上。”

　　在望志路106號召開的中共一大的會議一般都在晚上進行。白天，清靜的博文女校，就為居住其中的代表們提供了思索和討論的場所。毛澤東經常在居住的廂房內，低著頭來回踱步，苦苦思索著中國革命的重大問題。

　　據包惠僧回憶：“當街的兩間中靠東的一間是張國燾、周佛海和我住的。張國燾也不常住，他在外面租了房子。”“靠西的后面一間是王盡美、鄧恩銘住，毛澤東是住在靠西的一間。這房屋很暗，他好像一個人住。除了毛澤東睡在一個單人的板床是兩條長凳架起來的，我們都是一人一張席子睡在地板上，靠東的幾間房間當時是空著的。”“付了兩個月的租金，只住了20天左右。”

　　當筆者在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辦公室林晶輝主任的帶領下走到博文女校樓上，走進毛澤東當年住的那間房間，發現果然是最暗的一間。

　　陳潭秋在他《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回憶》一文中說：“七月底大會開幕了，大會組織非常簡單，只推選張國燾同志為大會主席，毛澤東同志與周佛海任記錄。就在博文女校舉行開幕式。”

　　博文女校既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的住宿地，也為他們提供了討論、思索的場所，博文女校的會外活動，積極配合了望志路李書城住宅內的正式會議，是中共一大召開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意義與價值是重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