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高興有機會跟在座的各位一起分享我對我們身邊這座城市歷史的理解，我想重點講三個問題：一是開埠以來上海起落歷史的骨脊和脈絡；二是大上海因何而起；三是大上海興起對現代中國與世界意味著什么。

　　上海的兩次跨越與三次轉型

　　上海是一座有著自己獨特身世和經歷的都市，這種身世和經歷比虛構更神奇，由此造就的五色斑斕的起落歷史，就其骨脊與脈絡而言，大致可以概括為兩次跨越，三次轉型。

　　先說兩次跨越。

　　一是跨越蘇州河。開埠之前的上海縣城由城壕和城墻環繞，空間狹小局促；開埠以后，隨著城北地帶租界區域的興起，上海城市空間快速推進到蘇州河南岸，并開始跨越蘇州河，一座座橫跨蘇州河兩岸的橋梁由東向西次第興建。這場起自19世紀中葉的“造橋運動”把蘇州河南岸和北岸連成一體，蘇州河因此而成為上海這座城市的內河。城市空間向北大幅拓展，上海由此步入“滬北滬東時代”。以此為基礎，20世紀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上海迎來“大上海建設計劃”。

　　二是跨越黃浦江。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蘇州河上的“造橋運動”移到了更寬闊的黃浦江，南浦大橋、楊浦大橋、徐浦大橋、奉浦大橋，以及外環隧道、延安東路隧道、人民路隧道、復興東路隧道、打浦路隧道等十多條越江隧道，把黃浦江東西兩岸連成一體，黃浦江由此變成了上海這座城市的又一內河。上海進入舉世矚目的浦東開發開放時代，城市空間再度大幅擴容。當浦東新區開始與浦西并駕齊驅的時候，上海就已再是原來意義上的上海了。

　　大都市的興起總伴隨城市空間的擴張運動，上述兩次跨越基本底定了大上海的空間格局。第一次跨越促成了蘇州河北岸由東向西快速都市化，閘北正是在這一次跨越中由水網交錯的僻靜鄉野近乎魔幻般地變成了“華界工廠之大本營”，近悅遠來、百業興旺的投資樂土，繁榮、繁華不亞于租界，為華界各區之冠。若不是因為日本軍國主義發動的一二八事變和八一三事變，被夷為廢墟，閘北緊鄰上海城市的心臟地帶，絕不至于由“自治模范”淪為“棚戶王國”；第二次跨越則促成了浦東在開發開放中快速崛起，向世界一流的外向型、多功能、現代化的新城區大步邁進，短短二十多年時間，等于再造了一個上海。

　　在兩次跨越的過程當中，上海城市經歷了三次重大轉型。

　　第一次轉型以1843年開埠為界，上海由原先區域性港市轉型為外貿主導的國際性“互市巨埠”。開埠前的上海已經相當繁盛，但這個繁盛是建立在埠際貿易基礎上，主要是靠內河航運發展起來的。開埠以后有一個非常大的轉變，由埠際貿易轉向對外貿易。外貿主導跟埠際貿易主導的城市完全不一樣。埠際貿易在江南城市中的第一位是蘇州，那個時候蘇州是江南中心的中心，所有的物流包括上海都是要輸入到蘇州，然后由蘇州再分散出去。當時江南的商路是以蘇州為中心建立，為什么是這樣？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蘇州既是省會城市，又在運河線上。當京杭大運河作為溝通南北的大動脈的時候，蘇州的地位當然是很重要的，而上海離運河相對較遠，反而是松江離運河更近一些，因此松江是府城，上海是縣城。在開埠之前，你看上海沙船業聯系整個江南地區，基本上是走南線，從七寶、閔行再到太湖流域。

　　開埠之后，中外貿易體制發生重大變化，這種體制下海運就變得非常重要，沿海的貨物大量進入上海，再由上海往內地輸送，內地貨物經由上海中轉，然后再發往世界各地。在這個過程中上海發展成為亞洲頭號商埠，這是第一次重大轉型。就是說埠際貿易時代塑造了蘇州，外貿主導的時代則塑造了上海。

　　第二次轉型以甲午戰爭為起點，上海從比較純粹的商業都市轉型為商業與制造業并重的“工商都市”，1949年以后更進一步轉型為共和國的工業基地。此前的上海，經過半個世紀的發展，已成為中國對外貿易的中心口岸和整個東亞的樞紐型商埠，但一座城市不可能一直只做貿易，純粹做貿易不生產的話，這座城市是長不大的，無論是人口容量還是其他方面的功能都有限。上海作為中心口岸在做對外貿易的過程中，已逐漸形成一種內驅力，要就地生產，從消費引向生產領域。但在甲午戰爭之前這種內驅力因缺乏正當性和合法性而始終處于被抑制的狀態，清政府不允許民間私人資本投資興業，不能建立工廠、企業。甲午戰爭之后情況就發生變化了，日本通過《馬關條約》攫取在中國條約口岸投資設廠的權利，按照“一體均沾”的原則，列強也都取得了這項權利。雖然外國列強此前就已在條約口岸――主要是上海投資設廠，但并不合法。甲午戰后簽訂的《馬關條約》使此前并不合法的投資設廠合法化了，于是，上海進入“外資興業的時代”。

　　在這種背景下，民間“商戰”的呼聲愈演愈烈，清政府開始調整經濟政策，逐步由禁止轉向開放和獎勵民間私人資本創辦實業，民間私人資本壓抑已久的興業熱情被釋放或召喚出來，開始建工廠，大家都開始做實業，做實體經濟。上海由此進入“工業時代”。大量通過對外貿易累積起來的資本開始轉向生產領域。轉向生產領域首先就有一個選址的問題，這就跟上海整個城市地價聯系起來。工業用地有兩個基本要求：一是地價相對低廉，二是交通便利。滿足這兩個條件的，在當年的上海，只有蘇州河和黃浦江沿岸那些毗鄰租界的地方。于是在邁向工業化的過程當中，上海就率先在這些地方，即滬東、滬北、滬西、滬南形成了四大都市工業區。

　　第一個工業區就是滬東，即楊樹浦路一帶，滬東工業區投資主體是外資。第二個工業區是滬北，指當年的閘北西區，這個工業區以民間私人資本為主體，基本上是那些從事絲茶貿易商人獲益后，由貿易而生產，開始在閘北地區投資設廠，閘北西區于是成為絲茶加工的重要基地，并帶動其他相關產業的發展。發展速度相當驚人。據粗略統計，1910年的時候閘北才2.3萬人，1926年的時候已增至15萬人，增加了將近10倍，抗戰之前閘北這個地方已經變成了華界最繁榮的工商業中心。還有滬西，它的投資主體比較復雜，有日本資本、西洋資本還有中國民間資本。還有一個滬南工業區。這四個工業區興起以后，大上海的雛形就出來了。我前面講的跨過蘇州河，動力就來自工業化。須知，在這之前，蘇州河北岸是非常荒涼的，基本上是人煙寥落的區域，即使是楊樹浦那一帶稍具人氣的引翔鎮，那個時候也不過寥寥500戶人家。上海進入工業化時代后，滬東、滬北才一路高歌猛進。上海遂從貿易都市轉變而為制造業跟商業并駕齊驅的工商都市。

　　在上海城市歷史上，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轉變。我一直認為上海真正的優勢在于國際化和工業化，前者使上海成為中外資本、技術、人才、信息、知識、思想的聚集與融匯之地，后者則使上海成為中國民族工業的發祥之地和“主要的世界都市工業中心之一”，不僅工業門類最齊全，民族資本家與產業工人最集中，而且是中國工業化的孵化基地。據國民政府實業部商標局于1934年底統計：全國有華商注冊商標9224件，而僅上海一地就有7932件，占86%。1949年初，全國有五萬多件產品商標，其中上海有四萬多件，占80%。這說明上海在工業化過程中已經累積起巨大的優勢。1949年以后，上海在新政權的擘畫下迅速變成了純粹的生產型城市，進而轉型成共和國的工業基地。上海于是變成了工業上海。

　　當上海變成了工業上海，伴隨大規模工業建設而來的是，工業用地需求的急劇擴大。1950年代初，上海全市包括郊區在內的面積僅為618平方公里，其中市區面積占82.4平方公里。這樣狹小的市域空間顯然已難以適應工業發展的需要。為了配合上海城市由消費型城市轉變為生產型城市，以及隨這種功能轉型而來的大規模工業建設，解決工業職能擴大與地域限制之間的矛盾，國務院批準將原屬江蘇省松江行政專署管轄的上海、嘉定、寶山、川沙、南匯、奉賢、松江、青浦、金山、崇明等10個縣劃歸上海市，上海轄區面積一下子擴大了10倍，總面積達到近6185平方公里，這是上海有史以來在地理空間上一次規模最大的擴展。1961年3月，浙江省舟山縣嵊泗人民公社所轄行政區域也一度劃歸上海市管轄。轄區的擴大，為上海工業發展與產業布局提供了有力的空間支撐。上海隨即啟動衛星城建設計劃，第一批重點建設閔行、吳涇、安亭、嘉定、松江等五個衛星城。1970年代以后，上海又新建了兩個以大型企業為依托的衛星城：一個是以上海石油化工總廠（今改為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國石化上海金山實業公司，簡稱“金山石化”）為依托的金山衛星城；另一個是以蘊藻浜工業區和寶山鋼鐵總廠（今已改制為寶山鋼鐵集團公司，簡稱“寶鋼”）為依托的吳淞衛星城。

　　工業上海，是非常重要的課題，可惜現在研究得非常不夠。現在上海已建了很多博物館，其實最應該建的是上海工業博物館。這座城市跟工業的關系太緊密了。上海的輝煌，上海的艱難，上海的歡樂，上海的憂傷，跟工業的起落都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這是我講的第二次轉型，從貿易都市轉型為工商都市，到1949年之后進一步轉型為共和國的工業基地。

　　但是，上海地下沒有礦藏，地上少特產，是資源非常有限的城市，本不適合建工業型生產城市，工業生產所需要的原材料幾乎全部要從外面進來。改革開放之前，原材料靠全國調配，靠中央的命令調撥，當時口號叫“全國支援上海，上海支援全國”。改革開放以后，情況就兩樣了。原材料逐步市場化，維持上海龐大的工業體系所需的原材料問題變得越來越嚴峻，上海在工業領域原先累積的優勢變成劣勢，大量的工廠沒有原材料不得不停工。在這種背景下，如果經濟結構不做調整的話肯定不行。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八十年代初我在讀大學的時候有個流行說法，叫“新北京、破天津，舊上海”，用“舊”來形容那時的上海，很形象。其實，那時的上海不僅“舊”，而且擁擠不堪，昔日的國際大都市風光不再。市區人均居住面積僅4.3平方米（包括棚戶、簡房、閣樓在內）；4平方米以下的缺房戶91.8萬戶，占全市總戶數60％左右。當時上海社會科學院姚錫棠先生組織了一個研究團隊，對上海的產業結構狀況做了深入研究，認為上海如果繼續沿著工業上海這條路走下去是死路一條，絕對走不通。“上海向何處去，建設什么樣的上海”，開始被尖銳地提了出來，由嚴峻現實催生的憂思和反思，終于在1980年代中期匯成了關于上海發展戰略的大討論，并最終促成了上海的重新定位，也就是把功能單一的上海改造成多功能中心城市。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上海生態環境的持續惡化。蘇州河的污染即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歷史上的蘇州河曾經是一條清澈、靈動、嫵媚,以盛產松江鱸魚著稱的河流。從上世紀初開始,伴隨著工業時代的到來，蘇州河兩岸從滬東到滬西逐步變成了一條綿延的工業長廊，一座座廠房和煙囪臨水而立。在工業化的鋪展之勢面前，蘇州河日甚一日地被兩岸的社會經濟構造所籠罩，一點一點地失去了自然本色。茅盾在《子夜》的開篇中寫道：“蘇州河的濁水幻成了金綠色，輕輕地，悄悄地，向西流去。”以“金綠色”描寫蘇州河水，足見那時蘇州河的污染已十分嚴重。到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蘇州河因為多年來兩岸的工業排污和居民生活排污,終年黑臭不堪,魚蝦絕跡,已變成一條“黑如墨、臭如糞”，不再孕育任何生命的“死河”。雖然從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開始對蘇州河進行大規模治理，水質已明顯改善，但即使是這樣，現在蘇州河水質仍沒法跟工業化之前時代的原始狀態相比了。

　　上海第三次重大轉型由此拉開序幕。怎么轉？就是從生產型城市轉型為優先發展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恢復上海原有的多功能的中心地位。當然這個轉型過程到現在還在進行中，遠沒有完成。上海的城市定位一直在變，但轉變生產型城市為多功能中心城市的方向沒有變。最新的定位是上海要建成四個中心和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創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