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0月，國內外第一部完整的上海通史在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定名為《上海史》。該書敘述了上起陸地形成、下迄1949年5月期間的上海歷史，由唐振常先生主編，沈恒春、吳德鐸、譙樞銘、陳正書、鄭祖安、熊月之、盧漢超、李天綱擔任主要撰稿人，從1983年開始編寫，歷時五年完稿，在上海研究的學術史上有獨特的意義。

《上海史》封面，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10月出版。主編唐振常，副主編沈恒春，撰寫者為譙樞銘、盧漢超、熊月之、陳正書、鄭祖安、李天綱、吳德鐸、沈恒春、楊其民、李德靖

　　近日，上海社科院歷史所現代史研究室舉行《上海史（1989年版）》出版30周年紀念座談會，與會學者回顧了《上海史》的出版過程及學術意義，以及未來上海史研究的方向。座談會由上海社科院歷史研究所現代史研究室主任馬軍主持。

　　與會學者指出，《上海史》的學術意義在于從上海的歷史實際構思全書框架，而不是機械地按照中國通史的既有模式作填充式的圖解。

　　《解放日報》高級編輯丁鳳麟先生曾撰寫評介文章《一幅完整的歷史畫卷――<上海史>評介》，于1989年12月1日刊登于《人民日報》。他在文中指出了《上海史》的創新性：

　　在歷史分期上，堅持將上海近代史的發展階段分為“1842年6月中英吳淞之戰至1911年11月上海辛亥起義成功”、“1911年11月至1927年7月上海特別市成立”、“1927年7月至1949年上海市解放”三個歷史階段，避免套用史學界通用的以1919年五四運動為界標劃分近代前后兩階段的標準，從而更能符合上海歷史發展的實際。

　　另外，租界問題也是彼時學術界論證頗為歧異的熱點，是撰寫上海史不能回避的論題。《上海史》對此進行了較為審慎又深入的研究。編寫者們并未滿足于把租界視為“冒險家的樂園”或“侵略中國的橋頭堡”等原有結論，而是從政治經濟文化乃至市政建設等各個方面剖視租界對上海城市發展變化的復雜影響，既尖銳指出租界產生的消極作用，又肯定它在中國近代社會發展進程中產生的客觀影響。

　　由上海社科院歷史所現代史研究室主辦的《上海史研究通訊》新刊第一輯（2019年12月）刊登了《唐振常與上海史研究》（海客）一文，文中指出：租界史研究曾經是上海史研究中的“禁區”，以往的著作，一涉及租界問題，或簡單斥為“國中之國”，或稱之為罪惡的深淵、冒險家的樂園。但八十年代初，唐振常先生率先提出租界具有“兩重性”的著名觀點，主張全面客觀地分析租界現象，曾經引起種種非議，但今天這一觀點已經獲得學術界人士的共識。

座談會現場

　　馬軍研究員在發言中指出，《上海史》出版在上海社科院歷史所的所史上也有特別的意義。“自1989年《上海史》出版以后，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躍升為上海史研究領域的高地，還有學者提出了‘上海學’的概念，力圖將上海研究打造成像敦煌學那樣國際知名的‘品牌’。”

　　1989年10月20日，歷史研究所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在社會科學院大樓聯合舉辦《上海史》首次發行儀式，上海各界各單位的領導、專家、學者110余人到場。與會者評價該書為“一部了解國情、市情的教科書”，“是一部中國人自己寫的上海通史，它以地方性、綜合性、整體性為主題構想，系統地考察了從上海成陸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城市演變的歷史。”現代史研究室至今仍保存印有相關報道的《歷史所簡報》1989年第11期（1989年11月30日印）。

上海社科院歷史所關于《上海史》簡介的簡報（1989年10月12日）

上海社科院歷史所關于《上海史》首次發行儀式側記的簡報（1989年11月30日）

　　上海社科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周武回憶了30年前初進歷史所時參加這次新書出版座談會的情景。

　　“當時編寫《上海史》的先生們都有一種使命感。唐先生曾說，過去的上海史都是洋人編的，我們沒有自己的上海史。在那以前上海通史只有兩本，《古代上海述略》和《上海近代史（上冊）》。唐先生非常敏銳，他認為要研究中國近現代史，必須研究上海史。他一開始想編多卷本《上海通史》，在改革開放之初就曾呼吁，并開討論會，編寫上海通史。后來覺得編多卷本時機還不成熟，于是決定先出一本。”

　　周武表示，紀念《上海史》的意義，不僅在于這本書本身，更在于上海史這一學科的發展。30年前《上海史》的出版，讓上海社科院歷史所成為上海史的研究重鎮，在這個領域里站住了腳，帶來了巨大的聲譽，也帶來了國際學術界上的話語權。《上海史》和《上海工人運動史》為上海史學科畫出了最初的輪廓，現在上海史研究已大為深化，許多問題得到擴展，研究條件也比前一代人好得多，應該沿著他們奠定的路繼續前行。

　　東華大學歷史系教授廖大偉在會上表示，上海社科院歷史所是上海史研究的重鎮，歷史所的特點在于做集體項目有優勢，而上海史研究仍有廣闊空間，應該繼續探索。

　　上海史學科未來的道路該怎么走？與會學者認為，當下的研究在國際交流、史料獲取等方面已經有良好條件，隨著“上海熱”的興起，各高校也在這一研究領域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而上海社科院歷史研究所應充分發揮傳統優勢，利用自身已有的深厚積累，告別單打獨斗、零敲碎打的模式，凝聚成一股力量拓展研究。另外，對于研究機構本身，在研究視野及手段的國際化、圖書資料的電子化、刊物管理的專業化、學術行政管理的制度化等各方面，也應更適應網絡時代提出的新要求。

　　馬軍還指出，21世紀的20年代即將到來，而回溯100年前的1920年代，有過中國共產黨成立、孫中山逝世、“五卅運動”爆發、北伐戰爭爆發、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等波瀾壯闊的歷史事件，整個社會也經歷了從北洋政府時代向國民政府時代的大轉型。隨著一個個百年紀念日的到來，“1920年代”將成為中國近代史研究的熱點，是值得相關研究機構重視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