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總書記總書記在紀念周恩來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指出，周恩來半個多世紀奮斗的人生歷程是中國共產黨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歷史的一個生動縮影。他在確立共產主義信仰時就說過：“我認的主義一定是不變了，并且很堅決地要為他宣傳奔走。”“在任何艱難困苦的情況下，都要以誓死不變的精神為共產主義奮斗到底。”周恩來遵奉自己的誓言，把畢生精力獻給了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共產主義事業。我們在緬懷他的豐功偉績的時候，追述他的思想轉變歷程，對當代青年確立科學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具有重大的啟示作用。

　　《新青年》的新思想使他豁然開朗，留學日本初步接觸了馬克思主義

　　周恩來于1898年3月5日出生在災難深重的中國，從小就受到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想的影響。因為看到民族危亡、山河破碎，他在少年時代就萌發了強烈的社會使命感，懂得了“為了中華之崛起”而努力學習的道理，樹立了以救國救民為己任的偉大抱負。怎樣把祖國和人民從苦難和屈辱中拯救出來？怎樣才能使中華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這些問題已經成為推動他不斷向前求索的動力。

　　進入中學后，為了挽救“積弱不振”、“外侮日迫”的祖國，周恩來積極組織進步團體，主持出版會刊，“研究各種學識”，探求救國真理，并大聲疾呼:“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他認為，一個人必須有遠大的理想和高尚的志向。他在一篇作文中寫道：“故凡同一人類，無論為何種事業，當其動作之始，必籌劃其全局，預計其將來，抱無窮之希望。然后按此希望之路徑以前進，則其結果不致與此希望相徑庭。希望者何？志是也。”

　　隨著時代的發展和年齡的增長，隨著對中國國情的了解不斷加深，周恩來憂國憂民的心情更加熾熱了。1917年9月，他在東渡日本留學途中，看了臨行前朋友給他的一本《新青年》(第3卷第4號)，感覺很好。到了東京后，他就把《新青年》第3卷全部借來細看，頗受啟發，覺得自己“從前的一切謬見”被“打退了好多”。

　　1918年春節期間，處在極端苦悶之中的周恩來再次把《新青年》第3卷找出來，重新反復閱讀。其中所持的“排孔、獨身、文學革命”等新思想新觀點強烈地吸引了他，使他頓時感到眼前變得豁然開朗。他開始樹立了這樣一個信念：在“思想”、“學問”、“事業”上，都要毫不猶豫地拋棄“舊”的，迫求“新”的，“去開一個新紀元才好呢”!他在那天的日記里興奮地寫下兩句詩：“風雪殘留猶未盡，一輪紅日已東升！”當然，這個“新”的到底是什么，他還是模糊的，不是很清晰的。

　　這時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已經傳到日本，馬克思主義也在日本廣泛流傳。周恩來在東京堂買書時隨便翻閱新出的雜志，偶然看到一篇論述俄國黨派情況的文章，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日記中憑記憶寫下了800多字的摘要，對于列寧領導的俄國十月革命和蘇維埃政權有了一定的了解：“按現在情形說，君主立憲的希望恐怕已沒有再生的機會。過激派的宗旨最合勞農兩派人的心理，所以勢力一天比一天大。資產階級制度，宗教的約束，全都打破了。世界實行社會主義的國家，恐怕要拿俄羅斯作頭一個試驗場了。”

　　此后，周恩來又先后閱讀了約翰?里德撰寫的反映俄國十月革命的《震動環球的十日》，日本早期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重要著作――幸得秋水的《社會主義神髓》以及河上肇的《貧乏物語》，內心燃起了新的希望。1919年1月，河上肇創辦的月刊《社會問題研究》出版了，開始連載他自己撰寫的《馬克思社會主義的理論體系》。周恩來立刻成了該刊的熱心讀者。他由一個單純的、處于仿徨之中的愛國熱血青年開始邁出了走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道路的關鍵性的一步。他在一首詩中寫道:“瀟瀟雨，霧蒙濃；一線陽光穿云出，愈見蛟妍。人間的萬象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偶然見著一點光明，真愈覺蛟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