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元濟是一棵大樹。從他身上，我們可以清晰地體味到，在社會大變動時代，一個具體的人是如何把握時代的。”在上海文史館為紀念首任館長張元濟而命名的菊生堂里，由張元濟之孫張人鳳所撰的《張元濟研究文集·續編》舉辦出版座談會，上海史專家熊月之感慨道。

　　今年是張元濟逝世60周年，對于張元濟，學界研究多集中于他在出版領域的成就――他是近代中國出版業的奠基人，畢生從事古籍的搜集、整理、校刊和出版事業。張人鳳表示，祖父雖以出版家聞名，但他關注、涉足的領域很廣泛，包括教育、科技、圖書館等。以教育為例，他主持的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編纂的《最新教科書》是我國進入近代以來第一套完善、成功的教科書，它直接推動了我國廢除科舉制度前后新式學校教育的蓬勃發展，在我國教育史上有著里程碑意義。張人鳳透露，這套書的編撰過程中還有一個故事――當時的商務印書館是和日本出版商金港堂合資的，在討論如何編這套教科書問題時，日方提出采用日本現成的教材，把它翻譯成中文，適當加入中國古代故事，并指定此事由張元濟操辦。經過深入分析研究，張元濟并未依順日方的思路，而是召集一批專家自主編訂教科書。

　　張元濟還十分重視教育的普及和公平。在很長一段時間，女子被剝奪了受教育的權利，直到1907年，清政府有了《女子小學堂章程》和《女子示范學堂章程》。就在這一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初等小學堂用女子教科書》。其中有些課文的內容專為女子設置，比如反對纏足、女子應該自立自強等。另一個例子是，商務印書館也很重視南洋華僑子弟的教育，上世紀30年代初開始編寫南洋版教科書，都能證明張元濟主持下的商務印書館，目光不局限于少數精英，而是更可能地注重教育的普及。

　　“即便是嫡孫，做研究仍然沒有捷徑，靠的是勤勉和科學的方法。”上海圖書館研究館員、古籍專家陳先行說，在我國近代出版史、商務印書館館史和張元濟生平、思想及事業研究中，張人鳳多年來的文獻收集完整性和史實考訂準確性，無人出其右。他曾出版《張元濟研究文集》，此次“續編”是2007年后的主要研究成果。

　　陳先行提出，除了出版及教育，張元濟為圖書館事業所做的貢獻亦不容忽視。早在1904年，張元濟便在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創立了圖書室，1909年定名為涵芬樓，起初是為滿足商務印書館同仁編輯圖書時參考所需，到了1926年將其改組為向公眾開放的東方圖書館，開館之日便被時人譽為“上海文化上的偉舉”。一·二八事變中，因日軍狂轟濫炸，藏書約46.8萬冊的東方圖書館被毀。張元濟哀痛不已，遂又與葉景葵等道同志合者一同發起籌建合眾圖書館，帶頭捐贈了許多珍藏，其中尤以海鹽、舊嘉興府的地方文獻最具特色。如今，這些珍貴文獻已成為上海圖書館一部分，仍在嘉惠眾人。

　　熊月之提出，張元濟在做事、做學問、做人等方面都非常成功，特別是他對時代的敏銳把握和超強的學習能力，值得研究。“他能很好地處理知識分子與出版家的身份，平衡理想與企業的效益。他能適應時代之變，不變的是一生所秉持的道德，中國傳統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由此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不會因時間而變化，也不會因時代和科學技術的發展而變化。”

　　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張元濟曾作為特邀代表出席第一次全國政協代表大會，登上天安門城樓，觀看了第一面五星紅旗的升起。書中收錄的《張元濟先生參加開國大典前后》一文，正是這一偉大時刻前后的記述。當時83歲高齡的張元濟是年齡最長的代表之一，與知名僑界人士司徒美登同歲，但小了6個月。他經歷了舊中國的苦難，對新中國抱有由衷的希望和信心。出席大會時，司徒美登拄了拐杖，但謝絕工作人員攙扶，張元濟更是連拐杖都不要，一時傳為佳話。《張元濟研究文集·續編》為上海文史館館員作品系列之一，書中亦收錄多幅珍貴歷史照片。